陳憲
1954年9月出生于上海。現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經濟學院執行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服務經濟與貿易、公共經濟學。現正在主持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現代服務經濟理論與發展戰略研究》。業余愛好是寫經濟評論和隨筆。已出版《蹺蹺板上看天下》、《人本精神：經濟學人的告白》《走進公共社會》和《誰來關注利益失衡》四本集子。
托馬斯·弗里德曼在2010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歐洲，宏觀經濟都需要經歷一些大的結構性修復，才能回到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這段話說出了金融危機以來和今后一個時期全球經濟的基本背景。當然，世界的主要經濟體，除了美國、歐洲，還有日本、中國，都要面對這個基本背景。對發達經濟體而言，結構性修復首先是修復自身的資產負債表。不過，結構性修復的實質是恢復經濟和社會的一種平衡，就動態而言，即再平衡。對于不同的經濟體，結構性修復既有共性，也有個性。我們先來討論后者，然后再來思考人類社會必須共同應對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美國金融危機、日本資產泡沫破滅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有著相似的深刻動因。高杠桿、高泡沫和高福利的背后，可能都是過度的趨利動機和貪婪本能。
在這場金融危機以前，你和美國人說，美國經濟有結構性問題，他們多半是不會同意的。因為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供求關系作用下的價格信號，會將各種結構調節到大致均衡的狀態。在某些市場失靈的領域，輔之政府的作用，均衡狀態一般是可以達成的。盡管政府也會失靈，但那是要靠其他制度安排解決的問題。
那么，為什么金融危機后，人們開始意識到美國經濟中存在結構性問題呢？一方面，現實如此嚴酷，高強度刺激都緩不過勁來，這不是結構問題，是什么問題？另一方面，金融危機暴露的空前絕后的“高杠桿”，即數十倍的資產負債率，使人們不得不從這里，認識全新的結構性問題。可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失調，是美國經濟中最為基本、最為深刻的結構性問題。
針對這一結構性問題，奧巴馬政府的修復策略是三部曲：第一，是救眼下的急，解決衰退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問題。超常規的量化寬松已經兩度出手，不排除繼續推出的可能。這是一個典型的短期和長期的權衡取舍：短期的必要性可舉一二，但長期無異于飲鴆止渴，即便對美國自身不至于如此嚴重，原因是美元的地位，但對于其他國家就是一場災難。目前新興經濟體國家的通貨膨脹就與此有關，原因還是美元的地位。
第二，奧巴馬提出了再工業化。此舉試圖補實體經濟之短，又希望由此增加就業。但是，這里有一個“坎”，那就是產業結構演化是否是可逆的。盡管美國制造業轉移和升級可能過快了，其具體表現是多方面的，如在一些制造業中心城市出現長時期的產業
“空心化”；又如，金融創新產品，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脫離實體經濟的需求。但是，現在已經形成的以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還可能給制造業發展機會嗎？其成本結構、勞動力結構還能適應發展制造業的要求嗎？人們存有很大的疑問。
第三，最值得期許的，是綠色能源革命，即一場新技術革命。尤其對于曾經得到信息技術革命巨大恩惠的美國來說，深知新技術革命的產業化，將持續增加就業和產出，不僅將勾銷以往的問題，如財政赤字和債務余額，還將使整體經濟實力得以大幅度提高。然而，在未來不長的時間，綠色能源能夠產生巨大的產業化規模嗎？這幾乎不可能。這里，有關鍵技術的問題，還有成本的問題。
從宏觀經濟視角理解戰后日本經濟，兩個基本事實值得關注。第一，人為的低利率政策。不過，在上世紀50-70年代和1985年
“廣場協議”后，這一政策的著眼點有著本質的不同。在上世紀50-70年代，低利率政策是為了推動增長，實現出口-投資主導型發展戰略，為此有選擇地對重化工業采取優惠低利率。
“廣場協議”之后，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出口受到沖擊，為了維持增長，日本央行再度實行低利率政策。如果說第一個階段的低利率政策，使低成本資金進入了實體經濟，主要是制造業，那么，第二個階段的低利率政策，就導致資金大量涌入房地產和資本市場，成為資產泡沫不斷擴大的原動力。第二，日元升值。面對日本商品潮水般的壓倒性競爭優勢，它的重要貿易伙伴國家只有兩個選擇：一是要求日元升值，二是對日本商品的進口實施高關稅，或采取其他報復措施，以阻止其對本國產業的傷害。面對這兩項選擇，日本自然會有心于升值，這不僅是因為選擇后項是兩敗俱傷，而且，選擇升值符合日本
“脫亞入歐”，進入現代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行列的目標。因此，日元升值主要是由日本經濟的競爭效率促成的，而日元一旦進入升值通道，就勢必相應地產生以日元計價的資產升值預期，這種預期自然成為日本資產泡沫膨脹的另一個重要動力。
有日本的格林斯潘之稱的日本央行原總裁速水，在分析上世紀80年代末資產泡沫形成時，承認了政府的有意失誤。當時日本政府已意識到經濟可能存在巨大的泡沫，也意識到泡沫破滅會有危害，但是權衡之下，還是選擇了泡沫之路。吹大泡沫給日本帶來了巨大的沒有根基的財富。當泡沫再難以吹大時，日本政府最重要的努力，就是不讓泡沫迅速破滅，而要將經濟軟著陸。所有泡沫的破滅，最終主要表現為銀行的不良資產。日本的泡沫沒有造成重大的災難性危機，核心原因就是日本政府給予了銀行十分堅定的支持，包括供給資金和對銀行儲蓄進行擔保。同時，果斷地痛下決心，緊縮經濟。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增長大幅度降低，此后的階段被稱為
“失去的十年”。這個所謂
“失去”，一方面是為泡沫經濟獲得的超級收益買單，如若不買，任由泡沫繼續發展，就勢必會爆炸，破壞整個經濟結構；另一方面，也是對其經濟結構進行自覺調整，盡管效果還不盡理想。當然，日本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在宏觀經濟中的主要表現就是巨額債務和長期通縮。
再來看歐洲的結構性修復。歐洲的主要問題——主權債務危機，是一個共性的問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不同程度地有，但具體原因各有不同，可能產生的影響也有所不同。由于美國有美元地位和創新能力的支撐，日本的主權債務是內債，它們還未遇到像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等國的償債壓力。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遠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高福利制度安排，在經濟整體狀況還不錯的時候，高福利制度不僅緩和了社會矛盾，而且也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但是，一如美國金融危機所表明的，宏觀經濟持續向好的假設是不成立的，高福利所需資源及其增長必須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而且，福利水平還必須考慮與經濟發展的效率要求相適應。這兩個方面恰恰是歐洲一些國家在建立福利制度時考慮不周的。由此也就逼迫這些國家長期保持寬松的財政政策，特別是加入歐元區的國家，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政府調控經濟就基本依賴于財政政策。
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它們為挽救經濟，避免衰退，不得不進一步擴大財政開支以刺激經濟，結果當年赤字和債務余額都更加嚴重，以至于給歐元未來的命運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并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大隱患。
2009年以來，歐洲多個國家先后采取財政緊縮政策，試圖縮減赤字，減輕債務壓力。與此同時，它們也在調整和改革現行的福利制度。不過，其間的困難和矛盾是不難想見的。
由此可見，美國金融危機、日本資產泡沫破滅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有著相似的深刻動因。高杠桿、高泡沫和高福利的背后是什么？可能都是過度的趨利動機和貪婪本能，進而促使上述經濟體的政府都身不由己地選擇了最終導致嚴重危機，進而不能自拔的道路。
當前中國發展方式轉型的許多挑戰，不僅在經濟社會本身，也在政府職能轉型與政府自身建設上。各級政府需要把更多精力從主導經濟增長，轉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
從歷史上看，許多經濟體都可以在具備了經濟起飛條件的特定階段，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在不長的時間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各經濟體賴以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在其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時是不能重復使用的。而且，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有可能集中爆發，將導致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即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國際經驗告訴我們，這個階段需要解決收入分配、城市化、資本賬戶開放、產業升級、公共服務提供等多方面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就很難順利跨入發達國家行列。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達到了中等收入狀況，但它們的經歷表明，要通過這一階段并非輕而易舉。縱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歷史，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順利駕馭伴隨中等收入陷阱出現的復雜的技術、經濟、社會和政治挑戰，也只有極少數國家跨越這一陷阱進入發達國家俱樂部。
未來二十年左右的時間，是中國從中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中高收入國家，再向發達國家邁進的重要階段。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在極大地增強我國經濟實力的同時，也造成了一系列結構性矛盾，使我們無法繼續沿用這一增長和發展方式，必須對其進行深刻的變革，在緩解乃至化解這些結構性矛盾的基礎上，保持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里所說的結構性矛盾就存在于以上提到的收入分配、城市化、產業升級和公共服務提供等方面。轉變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直接目的，就是修復這些結構性矛盾。
修復收入分配結構的意義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宏觀經濟意義，在于解決投資與消費的矛盾，提高消費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增長有著顯著的
“高投資”的特征。對其間的合理性可以由發展階段和現行體制，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權及地方政府競爭的體制得到解釋。其間的不合理性，則主要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有關。因此，我們提出了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改革，進而將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基礎建立在內部需求，尤其是內部的消費需求上。其二，社會經濟意義，在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緩解社會矛盾。目前，我國以基尼系數或十等分法倍數顯示的收入分配差距，都達到或超出了
“臨界值”，繼續擴大的后果，就將是社會矛盾積聚，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遭遇難以承受的壓力。因此，需要進一步達成改革共識，盡快出臺涉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通過處理各種復雜的利益關系，在增加農民收入、完善基本公共服務、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和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等方面采取具體措施，遏制收入分配差距繼續擴大的勢頭，并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使之形成縮小的趨勢。這既是發展方式轉型的過程，又是修復結構性矛盾的具體結果。
城市化是過去三十年，也是未來三十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源性動力。然而，過去三十年的城市化，是一個不均衡的城市化，主要表現在：絕大部分持居住證的城市常住人口，并沒有享受到與城市戶籍人口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和其他社會保障；土地的城市化過度；產業的城市化失衡等。為此，就需要進行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就業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綜合改革。
過去三十年留下的另一個遺憾，就是與東亞的日本、韓國相比，中國在經濟總量高速擴張的同時，產業結構沒有得到相適應的優化和升級。這里的原因大致可以分為兩個主要方面：其一，中國國情的原因。較大的經濟總量、較低的發展水平和發展的不均衡結合在一起，使產業發展在較長時間處于低水平均衡。其二，要素價格扭曲的原因。部分要素
（勞動、土地和資金等）價格長期低于市場均衡價格，導致企業可以利用偏低的要素投入獲得利益，致使它們降低甚至失去通過創新使產業升級的愿望。因此，要增強產業升級的動力，重點就是要加快與要素價格管理體制有關的改革。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我國的物質產品極大地豐富，老百姓的私人物品需求得到了很大的滿足。然而，公共服務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需求的矛盾日益凸顯出來。解決這一結構性矛盾有兩個相關的問題：第一，推進以建立服務型政府為目標的改革；第二，建立和完善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及其均等化的制度安排，使有限的公共資源得到有利于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的配置，這也將有助于緩解公共服務的供需矛盾，使更多的公共服務惠及低收入的城鄉居民。
事實表明，當前中國發展方式轉型的許多挑戰，不僅在經濟社會本身，也在政府職能轉型與政府自身建設上。各級政府需要把更多精力從主導經濟增長，轉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
在經歷了有失偏頗的高增長和全球化以后，要讓低收入人群在增長和發展過程中更多受益，讓低收入國家在增長和發展過程中更多受益。
可持續發展首先是由資源環境領域的學者提出來的。他們基于不斷增加的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以及隨著時間推移越發不能承受的資源環境壓力，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不過，絕大多數資源環境問題，都是在人為因素影響下產生的。我們現在所遭遇的大氣、水體和垃圾污染，森林面積銳減，土壤退化和水土流失，荒漠化和沙塵暴，極端性氣象災害頻發等嚴重的資源環境問題，無一不與人的錯誤行為有關。在經濟社會生活的領域，因為人為因素導致發展不可持續的問題更是比比皆是，例如，美國金融當局放棄對資本市場的監管，直接導致這場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因此，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具有社會屬性的問題，這里，社會屬性包括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兩個方面的關系。只有把握了可持續發展的這一基本屬性，才能發現比較根本的科學應對之道。
我們這里所說的社會屬性，是人的社會性的集合，當然包含以上提到的經濟人的理性行為即最大化行為，抑或人的欲望和貪婪。但是，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當我們指出人的這一本性是造成可持續發展的各種問題時，不能也不應該忘記，人的這一本性也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原始動力。這就是人類必須面對的一個最為基本的兩難選擇，存在于人的這個本體中的兩難選擇：既要激勵和利用，又要約束和監管這一本性。人類現有的經驗告訴我們，正是考慮到人類這一本性的兩面性，所以，增長和發展要講包容性，處理增長和發展過程中的各種要素、關系時要講均衡性。即便這些包容性和均衡性會影響增長和發展的速度，也要在所不惜，維護這些包容性和均衡性。在此基礎上，再通過制度
（包括法律）框架和治理結構，防止這一本性偏離軌道，或當其偏離軌道時，及時將其納入某種可以接受的范圍。特別是在這場金融危機及一系列人為災難以后，我們必須深刻反思，并要研究科學的應對之策。
包容性增長和發展，包容什么？包容經濟、社會和生態的發展，包容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包容本土化和全球化，對于現階段的中國和世界，最為重要的，是包容效率與公平，以實現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增長和發展。也就是說，在經歷了有失偏頗的高增長和全球化以后，要讓低收入人群在增長和發展過程中更多受益，讓低收入國家在增長和發展過程中更多受益。當經濟學家說，
“效率與公平”是經濟學的永恒主題時，事實上就將增長和發展這一人類社會的基本經濟活動分為兩個部分：財富創造和財富分配。如果說衡量增長的指標只反映財富創造的規模的話，那么，增長和發展能否長期持續，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看財富分配的狀況。貧富差距超出社會容忍度，如基尼系數長期高于警戒線，社會就會出現危機，增長和發展就不能持續。
然而，盡管財富分配具有結果意義，但經濟學和其他相關學科都會更關心這一結果是怎么形成的，即機會是否公平。因此，我們說，當人力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且獲得人力資本價值的機會是公平的，那么，我們就可以說，這是一種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增長，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人與人之間比較協調的發展。事實上，效率與公平就是人類社會一個最為基本的均衡性要求。與此同時，激勵與約束、資產與負債、消費與投資、創新與監管等諸多的相關關系，都存在均衡的要求。一旦失去均衡，風險就將以各種方式迅速集聚，遲早會釀成程度不同的災難性后果。
然而，事實證明，增長和發展過程中的包容性和均衡性是不會自動實現的。這就需要建立各種治理架構，形成制衡機制，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制度安排。無論是美國的金融危機，還是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都是某種治理和制衡結構失靈的表現。美國金融危機更是暴露了全球治理和制衡的失靈。因此，要從建立和完善全球治理、政府治理和大公司
（尤其是公眾企業、國有企業）治理入手，修復結構性矛盾，謀求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