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五”及以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將可能面臨增長速度平臺降低、要素成本上升、包括商品和資產價格在內的通脹壓力加大等多重挑戰，對經濟增長基本面產生重要影響，也對發展方式轉變提出了時間要求。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化改革必須“結構升級”，更多地轉向與創新活動相關的中高級生產要素上來，其中包括人才、技術、金融、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加快中高級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進程，應當成為新形勢下改革深化的重點所在。
“十二五”規劃的主線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解這個問題，需要對今后較長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和環境可能出現的重大變化作深入分析，具體地說，在“十二五”及以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將可能面臨三方面的重要挑戰。
一是在“十二五”末期，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平臺可能下一個臺階，由前些年的１０％左右降低到７％左右，進入一個次高或中速增長期。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已經超過３０年。從國際經驗看，一個經濟體高速增長持續超過２０年的較多，超過３０年的很少，大國中尚無先例。在我們近期開展的一項研究發現，二戰以后高速增長的典型國家日本、韓國和德國等，都是在人均ＧＤＰ達到１００００美元或略多一點的水平時，工業占ＧＤＰ的比重、投資率和經濟增長率開始明顯降低，進入一個較低的增長平臺。人均用電量、鋼材累計消耗量、汽車擁有率等實物量指標也在同一區間達到大體相同的增長水平。按照同一口徑計算，２０１０年中國的人均ＧＤＰ將超過８０００美元。如果今后３—５年保持９％左右的增長率，我國人均ＧＤＰ將進入上述速度下降的敏感區。對國內不同地區增長潛力的測算也大體支持上述判斷�，F階段我國經濟總體上還是一種“速度效益型”的增長模式，即速度與效益同向變化。在過去兩年應對危機的過程中，增長速度降低、企業收益和財政收入下滑，增長速度回升、企業收益和財政收入顯著好轉的事實，也清楚地證實了這一點。其原因是速度提高相應地擴大需求和生產規模，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增長速度平臺下移帶來的挑戰是，如果企業盈利模式和整個經濟增長模式沒有擺脫對規模擴張的依賴，企業經營和財政收入狀況將可能陷入困境，并對就業、金融等形成嚴重沖擊。
二是要素成本上升，迫切要求增長動力由低成本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針對“招工難”、“加薪潮”等現象，前一個時期展開了對“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的討論。日益增多的事實表明，我國農村勞動力進入非農產業的供求關系正在發生全局性、趨勢性的變化，而不僅僅是結構性、階段性的變化。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關健是把以往因體制缺陷而低估或外在化的資源成本和環境成本內在化于企業，這樣也會增加企業成本。伴隨著這些變化，過去長期依賴的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削弱。在要素成本上升的同時，勞動生產率能否相應提高就成為突出問題。根本途徑是加快向創新驅動的轉變，但成功實現這一轉變的前景并不明朗。
三是由于大量流動性的注入，我國將面臨相當大的包括商品和資產價格在內的通脹壓力。從內在邏輯上看，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可能經歷三個階段，即私人債務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和全球貨幣體系危機。目前正處在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過渡之中。美國等具有全球儲備、交易貨幣發行權的國家，為了緩解本國危機、刺激需求，實行低利率、零利率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向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后果之一就是對新興經濟體形成巨大的通脹壓力。從國內看，近年來形成的巨額信貸資金消化也需要較長時間。值得關注和研究的是過量流動性沖擊領域的變化。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現階段中國經濟已經發生了兩個重要改變，首先是商品市場旁邊，已經成長起包括證券市場、房地產市場在內的資產市場；其次，計劃經濟時期的“短缺經濟”現象已不復存在，供求平衡、供過于求成為商品市場的常態，由供不應求而引發的需求拉動型通脹已經少見。在這種情況下，過量流動性同時面對著商品市場和資產市場，由以往主要追逐供不應求的商品，轉為追逐需求穩定、但勞動生產率增長較慢的物品，主要是具有不可再生、不易移動性質，與土地等自然資源關聯性較高的物品，如石油、鐵礦石、黃金、房地產和農產品等。于是，我們就可以解釋已經出現的、并預見到資源類產品、房地產和農產品不僅是大宗農產品，還有小宗農產品如綠豆、大蒜、辣椒、蘋果等的價格上漲。相應地，ＣＰＩ等傳統指標已不能涵蓋過量流動性去向的結構性變化，需要形成一種包括ＣＰＩ、ＰＰＩ和資產價格指數在內的廣義價格指數。
以上幾個方面的挑戰將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面。增長速度平臺下移將使需求規模相對收縮，要素成本上升則使供給競爭優勢減弱，而廣義上的通脹壓力將加大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并分流本可用于實體經濟和創新活動的資源。這些挑戰的同時出現并非偶然，意味著過去三十多年支持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一系列條件組合正在發生重要變化，與條件組合相匹配的增長模式或發展方式也必須相應轉變。這種內在要求不僅表現在結構和機制上，同時也表現在時間上。例如，如果預見到幾年后增長速度平臺下移，作為“慢變量”的企業盈利模式就應該開始調整，否則一旦增速下降，將會陷入困境。增長模式或發展方式轉變已經提出很長時間，尚未取得大的進展，人們對此抱怨甚多。隨著經濟增長條件組合的實質性改變，可以預見，中國經濟將會經歷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一次增長模式轉型。
在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時增長速度平臺下移，是發達經濟體都曾經歷過的，并不是什么壞事，而且可以看成是成功地跨越了工業化高速增長期的標志。問題是，能否隨著增長條件組合的變化，較快形成與中速增長相適應，更多地依靠創新驅動，更加注重質量、效益和可持續性的新增長模式。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最重要的是推進了市場化改革。新形勢下實現經濟轉型、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的重要性并沒有下降，從某種意義上說更為突出。以往市場化改革的進展，集中表現在初級生產要素的市場化上，例如消費品市場、生產資料市場的放開和成長，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市的流動等。隨著增長模式的轉型，市場化改革必須更多地轉向與創新活動相關的中高級生產要素上來，其中包括人才、技術，金融、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加快中高級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應當成為新形勢下改革深化的重點所在。這方面改革的跨度和難度很大，需要膽子大一點，步子快一點，選擇若干重點領域加快推進。
——促進大學教育的改革和開放，改變“大樓越來越高，大師越來越遠”的狀況，減行政化，去官僚化，增強學術主導和知識的創造性。可創辦教育改革試驗區，與國際名校合辦示范性分校。
——深化科研機構改革，借鑒深圳等地成功經驗，鼓勵設立產學研用密切結合、能夠有效促進產業升級的新型科研機構，用增量帶動存量科技資源的重組。
——義務教育與職業教育有機銜接，更大范圍普及職業教育，提高技術工人比重，尤其要重視提高農民工的職業素養和技能。
——放寬服務業的進入限制，在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金融、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進一步破除壟斷、鼓勵競爭，給各類企業和個人更多的創業和就業機會，激發創新活力和增長潛力。
——繼續推進金融改革與創新，不能因為國際金融危機而否定我國金融改革和創新的必要性，在汲取教訓的基礎上，積極穩妥地推進為實體經濟、為創新型企業特別是其中的中小企業提供有效資金支持的金融創新。
——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形成覆蓋全社會的“安全網”、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的同時，要促進人員的合理流動，使保障性資金可轉移、可接續，保持勞動力市場必要的靈活性和競爭性。
——實施競爭導向的產業政策，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各類財產權利、維護公平競爭放在優先位置。行業管制要以節能、環保、安全、質量標準等為重點，不再延續對企業生產和投資中規模、品種等的直接干預。由企業自主推進并購重組，通過市場競爭促進產業集中，逐步形成一批具有持久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
——改進政府支持創新的政策，重點實行需求激勵；在供給側，避免撒胡椒面式的補貼辦法，著力支持新產業、新技術供應鏈瓶頸環節的突破；發揮競爭對創新的推動作用，重點獎勵競爭優勝者。
加快中高級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體現了中國市場導向改革的“結構升級”。在這個問題上有所突破，將會推動創新驅動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實質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