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4日新華網發表長篇報道對話財政部長謝旭人，報道回顧了“十一五”期間財政收支的情況。對此，筆者以為基本上可以用兩個字來形容。首先是“快”字，因為財政收入增長是迅速的。其次是和迅速的收入相比，支出的壓力卻也越來越大，尤其是2008年之后為了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財政政策從穩健過渡到積極，用一個“累”字來總結收支平衡的壓力，似乎并非危言聳聽。
當然先從積極的一面看，看看這個收入的“快”字，是否真的那么令人著迷呢？在從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期間，全國財政收入從約4萬億元起步，短短5年翻了一番，現已超過8萬億元，達到83080億元，年均增長21.3%——很巧合的是，這也是2010年的財政收入增長幅度（據財政部公布的《2010年財政收支情況》）。
但平均的計算總是有些含糊的，因為這沒有考慮到每一年度的細致情況——比如五年之中2009年財政收入增長僅為11.7%，據說這一年4萬億元積極財政下去了，經濟是大為好轉的；而經濟危機最嚴重的2008年卻達到了19.5%；兩相比較，顯示出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是不平衡的和波動較大的，而且未必和宏觀經濟的好壞有特別直接的聯系。
這一不那么令人著迷的特點，即使從“十一五”期間穩健財政政策時代也能夠看出——其中2007年為32.4%，2006年為24.4%，相差8個百分點。國家財政的收支都是進行年度預算的，增增減減當然也正常，但一般而言，年度之間的幅差應該越小越好，否則財政穩健二字總是難言的。
道理很簡單，國家財政收入，尤其絕對大頭的稅收，是強制性、無償性和長期化的收入，它不是市場行為的投資性收入，是不能按照股神巴菲特的那種復合增長率來看其投資能力和投資水平的。國家的財政收入是有其自然邊界的，一國之財富當然可以是共同成長的，但在相近的若干年份里（比如5年里），若是國家財政的增長速度總是遠遠快于GDP的增長，快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無論如何都無法擺脫用行政手段與民爭利的嫌疑。
其次，我們再來看“累”字。這倒不是勤政的考慮，中國的財政官員們是否辛苦，可以另外分析。這里只做財權、事權相應的分析，對國家財政收支來說“收到一份財，就有一份事”是天經地義的，說到底國家所有的財政收入，都是來自納稅人繳納的購買公共資源的稅金，沒有這個來源，國家應該沒有收入。
但財政收支就財權和事權的角度而言，應該怎么總結才好呢？若從財政部門的角度來說，用“為國理財，為民服務”來總結并無不當。因為財政部門總是把錢從社會和國民手里收上來，然后通過各個政府部門把錢花出去，使得財政收入回到社會——財政收支的實際流程好像是這樣的，但這未必是財政收支的性質，也可以說不是財政收支要達到的目的。
然而一談到國家財政收支，我們容易陷入到非財務的其他話語之中。我們賦予財政收支的內容，常常大于財政收支的邊界。
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財政的手段來體現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能力。而事實上國家財政從來就不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和國民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國民經濟才是財政收入不斷增長的源頭和基礎。任何強調多增加財政收入，從而以更多支出刺激經濟的積極財政政策，其事后的成本最終都要落實到這個源頭來消化，從而削弱了這個基礎——這一點我們的教訓實在太多了。
如今國家財政收支感覺“累”，是因為想用財政收支做更多的事情。財政收入不僅理所應當地做欠賬很多的社會福利，還要做本非財政擅長的經濟活動。而要想化解這樣的緊張，不能僅從財政收支的程序來著手，即不能僅從以“為國理財，為民服務”的角度來著手。因為這很容易通過國際性比較，得出一個還要繼續設法加大國家財政收入的結論，即認為中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和人均比例在國際上都很低。
這個比較容易忘記中國本來的財富人均水平就不高，但財政收入人均水平恐怕還排在其他國民財富的前面，更容易忘記在市場經濟比較成熟的國家里，中國國有資產規模是最為龐大的（看看全球500強就知道了）。
假如要針對收支緊張的“累”字勉為其難地開個藥方，可以從反方向看這八個字——把“為國理財，為民服務”改成“為民理財，為國服務”。這看上去更像是一國財政收支性質和目的的正解。如此一來，財政工作就不會老想擴大收入、與民爭利。而國家都為老百姓理財，老百姓肯定就能有更多的錢，從而購買到更多國家的服務。從1994年稅改以來稅收的增長速度（年均20%）來看，中國國民有錢能夠繳納更多的稅，這是非常穩健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