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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各地正在召開的兩會似乎正蛻變為地方斗艷GDP增速的擂臺。在去年中央十七屆五中全會淡化GDP增長目標的思想指導之下，諸多省市依舊在GDP增速上既不淡化又不淡定，確實令人匪夷所思。
當前各地GDP增長目標呈現中西部高東部低之特征。如重慶今年GDP增長目標為13.5%，到2015年地區和人均GDP翻番，農民人均收入翻番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75%。此外，安徽、江西等十多個省市也提出“十二五”期間地區GDP將翻番的增長目標。這也就不難理解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的感嘆：“多數省份把‘十二五’GDP增速目標定得過高，沒有冷靜考慮相關環保、能源、資源的承載能力。”
顯然，地方政府間的GDP競爭雖對經濟增長具有積極作用，但其更多的是基于要素投入（如大規模投資和爭取出口市場份額）來實現GDP數字之增長。當前諸多推動經濟增長的要素資源對外依存度過高、廉價勞動紅利式微，以及業已顯現的中國儲蓄率走低等因素，使“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很難繼續保持兩位數增長。
投資是長期以來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之一。近年來，中西部地區經濟能保持相對東部發達地區較快的經濟增速，投資擔當了更為突出的角色。一般而言，長期以來投資賴以高速發展的基礎性條件是高儲蓄率和巨額信貸支持。然而，當前中國儲蓄率持續下降和今年信貸供給緊縮正在對投資產生牽制作用。
其一，國際清算銀行、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等國內外研究機構研究發現，中國儲蓄率日趨下降，未來十年中國儲蓄率將出現大幅下降。如去年年初瑞信表示，2009年中國家庭收入雖增長但儲蓄卻下降，儲蓄/投資占中國家庭收入的百分比已由2004年的26%下降至2009年的12%。國內儲蓄率下降，將對未來政府投資產生不利影響。
其二，經過2009年和2010年兩年的政府投資拉動，地方債務平臺已經突破10萬億元，地方政府負債率已無以復加。在銀監會要求銀行加強對地方融資平臺的風險管控，并提高地方融資平臺貸款風險權重至150%等情況下，地方政府繼續借助巨額銀行信貸籌集投資資金，拉動經濟增長將在今年面臨更突出的融資難度。
既然借助投資拉動地區經濟增長的瓶頸已經出現，從而，各地希望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發展外向型經濟和國際貿易，還能否使地方政府有效切入貿易部門和外需市場，以彌補投資瓶頸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缺口，就是個問題。
我們認為，當前美歐經濟依舊橫亙于脆弱的無就業復蘇，如歐債危機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依舊未有效釋放，因此未來外需市場的不確定風險將依舊突出。在國內，人力資本呈現出全國性普漲態勢；此外，石油、鐵礦石等關鍵要素資源對外依存度較高，各地地價近年來不同程度地出現井噴走勢。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繼續借助廉價競爭優勢爭取外需市場之能力已不及從前。同時，中西部地區遠離港口，國內物流成本占GDP比重達到20%左右，且中西部地區產業鏈配套不足，這些因素使中西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能力并不應被高估。外需對全國各省市的拉動作用不會成為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
至于內需，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持續下降態勢，意味著內需只要不拖累經濟增長就已不錯，暫時尚不能指望內需擔當經濟增長重任。
各地憑借什么推動今年GDP雙位數增長和“十二五”期間GDP翻番，確實是令我們費解的地區GDP增長之謎。我們期待未來地方政府應更傾向于公共服務領域，加快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供給的補位，而非地區GDP競賽；同時也期待各級政府致力于探索和構建政府必須為私人部門提供的防護性保障體系，降低跨省、跨地區市場交易成本和交易壁壘，逐步增強私人部門市場自由度等，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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