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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年2月1日起，重慶將正式實施酒后駕駛與機動車交強險費率聯系浮動制度，酒后駕駛將導致交強險費率上浮，最高上浮幅度可達60%。這意味著酒后駕駛違法行為除了要接受法律制裁外，還將付出更多的經濟代價。
“酒駕”及其所造成之損害，是汽車時代所難以避免的社會問題。“酒駕”嚴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社會公共安全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在法律的范圍內，對酒駕進行嚴懲是沒有任何爭議的。但如果按照重慶“每記錄飲酒后駕駛違法行為一次，下年該車交強險費率上浮15%；每記錄醉酒后駕駛違法行為一次，下年該車交強險費率上浮30%，每輛車累計費率上浮不超過60%”的規定，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系浮動機制設置的合理性就要打問號了。
筆者以為將“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動起來固然是遏制“醉駕”的一種措施，但絕不是唯一的手段。如果說遏制“酒駕”是國家的政治或者法律行為，那么民事、經濟、行政和行政責任顯然比“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動起來“給力”得多，提高民事賠償和罰款額度或者治安拘留、勞動教養，甚至醉駕入刑皆屬于法治的范疇。如賠償歸受害人，罰款則上繳國庫。而用商業的手段將“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動起來，由此增加的保險費卻進入企業的“褡褳”。所以，將“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動起來，既違反行政處罰法和公平交易的原則，其合法性也值得商榷。
筆者以為，將“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動起來固然在客觀上增加了違法者的違法成本，但車主與保險人在本質上是民事合同關系，保險人提高保費屬于合同變更的行為，未與車主協商而單方變更，顯然與《合同法》合同內容變更需協商的原則相悖，保險人“找個理由就能漲價”是否有點太霸道了呢？有關部門未經聽證或者公示程序就將“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動起來，是否也涉嫌利用行政權力為交強險提價、為保險人謀利呢？
臺灣地區著名保險法專家、“司法院”終身大法官施文森說：“上天給我們生命是不容易的，我們每個人都應珍惜生命，在醉酒駕車這樣的事件發生后，我們不僅要考慮如何處理這件事件，更要考慮怎樣善后，提出合理合情的解決方法，從而在災難發生后，還能使這個社會更加美好……”。交強險屬于非盈利的公益性險種，但據說“不盈利、不虧損”的交強險每年有超過400億元的暴利，公益險種實際卻并不公益。據預測，到2020年，我國私人汽車的數量或將超過１億輛，但是我國的相關立法卻明顯落后。筆者以為，“酒駕”需要嚴懲，措施方法也很多。如江蘇省規定，對企事業單位負責人酒后駕車的，一律納入企事業單位誠信不良記錄。這些舉措，一定程度上講，都是“防患于未然”之策，但也絕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酒駕”。換句話說，任何將“酒駕”與交強險費率聯動起來的做法不管表面的措辭如何華麗和委婉，恐怕皆難以掩飾變相斂財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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