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有許多觀點，匯率論，儲蓄消費論等等。筆者認為，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全球失衡的根源，還在于“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所謂“美元本位”，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金本位退出后以后形成的，美聯儲相當于全球的準中央銀行，美國貨幣政策遂對全球經濟產生巨大影響。
全球貿易失衡與美元本位有直接關系，因為“美元本位”本身就是美國貿易逆差的產物。1970年，美國開始出現貿易赤字，1972年，尼克松政府單方宣布布雷頓森林體制解體，失去黃金這個錨，固定匯率一夜之間瓦解，各貿易伙伴國的匯率和利率大幅波動，國際貿易形勢急劇惡化。在美元替代黃金成為全球匯率新的“錨”之后，各貿易伙伴國的本幣與美元掛鉤，國際商品價格與美元掛鉤，形成了圍繞美元波動的管理浮動的匯率體系。
“美元本位”直接推動了美國貿易逆差。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的體制解體以后，美元發行不再受黃金儲備的約束，某種程度上，是賦予了美國可以“印刷”國際商品購買力的權利。事實上，美國的消費市場也確實被“印刷”出來。數據顯示，從上世紀70年代起，美國貿易逆差一路擴大至80年代占GDP的3%，2007年最高達到占GDP近6%的水平。
全球儲備失衡則與美元寬松的貨幣政策有直接關系。全球外匯儲備在2000年到2010年10年之內擴大了4.5倍，大大超過國際上關于3個月貿易規模的外匯儲備的合理水平。全球外匯儲備的大幅增長與美國逆差擴大對應其他各國的順差擴大，出口貿易增長成為各國儲備增加的一部分有關。而美國的逆差增長是與美元發行有關的。當然也與新興市場經歷了貨幣危機、債務危機，特別是亞洲國家在經歷了亞洲經濟危機以后，推動出口導向戰略增加外匯儲備的危機防動機密切有關。
但更重要的是，特別是2001年以來，美國為了拯救IT泡沫危機，13次降息，基準利率從6.5%降至1%，并且低利率保持了近兩年之久，廣義貨幣占GDP的比重持續高于長期平均水平，全球流動性過剩。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從2002年到本輪全球金融危機前，面對持續大規模的資本流入，占GDP的比重達到4%。
資本大規模流入在增加本國流動性壓力的同時，大幅推高了外匯儲備。韓國外儲較2000年增加了43倍，泰國增加了4倍，印度增加了7倍，中國增加了十數倍。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失衡，正是美國低利率政策的結果。低利率帶來的房價大幅上漲，推動房屋抵押貸款快速增加，美國房地產抵押貸款規模危機前達到12.8萬億，其中15%為次級抵押貸款。房屋抵押貸款膨脹刺激了金融衍生品以及相關的風險交易空前擴張。2006年，抵押貸款支持債券累計發行近萬億，結構性產品規模更大，全球出現十倍于實體經濟規模的金融虛擬產品的風險交易，最終付出全球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的沉重代價。
美國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的擴大，也是基于美元本位的支持。首先，買賣美國國債是美聯儲實施貨幣政策手段之一，是公開市場操作的重要元素。美聯儲在市場賣出國債就是收回貨幣，買進國債就是發行貨幣。換個方向說，只要美聯儲愿意印鈔票，美國財政部就可以發行國債。其次，美國國債的規模無所顧忌地擴大，高財政赤字造成美國經濟嚴重失衡，因為美國國債三分之一為外國持有，
所以，只要美聯儲不斷發行貨幣向全球輸出通脹，就能輕而易舉地抵消外部債務。對于全球各國的巨額美元儲備，全球通脹也會降低全球美元的購買力。我記得一位美國老師說過，美國擴大國債規模和財政赤字沒有風險。因為美國可以印刷國際貿易的等價物，但是對于世界經濟，美國巨大的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張，就等于坐在一個隨時可能爆發的火山口上。
全球失衡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不過，其他各國作為失衡的另一方，也需要調整。對此，筆者將在下一篇討論。
需要強調的是，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引致全球失衡是不爭的事實，但需求的主導作用不能否認。沒有需求，供給就沒有市場。這次危機開始時，美國消費市場突然萎縮，全球貿易立即出現近12%的負增長。當美國退稅政策刺激了消費增長時，全球貿易隨即超預期反彈。美國的需求就這樣主導著全球貿易市場。而美國的需求增長與退稅，財政刺激計劃，與印鈔票有關。再如，人民幣匯率機制確實需要改革和調整，但人民幣匯率應該不是中國貿易順差和美國逆差的最主要原因。德國和日本30年來一直是美國貿易的順差國，而德國馬克在歐元建立以前和日元兌美元一直是浮動的。這又如何解釋呢？結論只能是，匯率與逆差和順差的關聯度很低。
要真正實現全球經濟的再平衡，需要正視主要矛盾，務實地尋求失衡雙方都能接受的再平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