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支玲琳
嘉 賓：蔡江南（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客座教授、美國麻省衛生福利部高級研究員）
劉誯松（上海社科院經濟景氣研究中心主任）
支玲琳：物價是2010年的熱點。最近，網上一份中美物價調查再次牽動了國人的敏感神經。盡管也有人對這份草根調查的準確性提出質疑，但一個事實不容否認：我們正承受物價上漲壓力。兩位對此有怎樣的了解？
蔡江南：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20年，最近5年來一直行走在中美之間，應該說對兩邊的情況都還比較了解。有一些差異是非常明顯的。比如，美國的勞務價格明顯高于中國。我在波士頓的華人美發店簡單理個發花12美元，這已經是美國的低價。而在國內，一般十多元人民幣就能搞定。單就食品來看，也是美國總體上更貴一些，當然也有便宜的，比如奶制品、冰激凌、巧克力等。不過，美國的汽車、電子電器、品牌服裝、化妝品一般比中國便宜。
總體上美國的絕對物價仍然比中國高，這沒有爭議。但如果比較相對物價，即價格與收入比，那么美國很多東西可能要比中國來得便宜。小的比如看一場電影，中國現在的票價與美國很接近，甚至要高于美國。大的比如住房，美國人的住房一般相當于5年左右的收入，而中國目前則要高達20年左右。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已經與美國一些一線城市不相上下，甚至更貴。
無論是絕對物價還是相對物價，一個趨勢是兩國的物價差距正在逐步縮小。記得當年剛來美國時，中國幾乎所有東西都比美國便宜很多。所以每一次回美國前，我的行李箱里都裝滿中國的產品。但是近幾年回來，我發現幾乎沒什么可帶了，相反從美國帶回來的東西越來越多，以至于中國海關最近已經開始征稅加以控制。
劉誯松：我們不能拿中國一線城市的物價與國外比，然后就得出中國物價比起外國物價如何如何，這不全面也不客觀。比起美國，中國的地區差距要大得多。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物價可能已經漸漸看齊發達國家，但很多二、三線城市，小地方的生活成本其實還是比較低廉的。
盡管如此，這種比較依然有價值。以前中國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比較低，消費偏低端，所以像房車、汽油、名牌服飾，占總支出的比例也比較低。但是現在隨著人均收入提高，高端消費的支出比亦越來越高。原先消費結構不同，就很難做這樣的物價類比。道理很簡單：由于大多數人不消費，支出比重小，哪怕同類商品我們的價格更高，也不能說明問題。但現在當越來越多
“主流商品”的物價正在瞄準西方發達國家的時候，就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了。
支玲琳：目前中國人均GDP大概只有美國的1/13，即便是國內一線城市，人均收入水平與美國仍不可同日而語。但不少商品價格已經基本與美國持平。這該怎么解釋呢？
蔡江南：濫發貨幣的美國，卻能保持很低的通貨膨脹率，這與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特殊地位密切相關，其他任何國家對此只能望洋興嘆。還有一點非常關鍵：在近20年里，中國向美國源源不斷出口廉價商品，并持有大量美元存款。這在很大程度上幫助美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能享有長期的低通脹。
劉誯松：原先是國外商品價格貴過國內，現在漸成逆轉之勢。有些本身由我們生產的商品，價格甚至要貴過國外，這里面其實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內銷不能享受退稅優惠，但是出口可以退稅。這其實也是西方國家消費者能夠享受更低商品價格的重要原因。現在長三角、珠三角勞動力已很緊張，“出口解決就業”已漸成過去時，在國內面臨愈加嚴重的物價上行壓力的情況下，我們是否還要生產那些低附加值商品來補貼發達國家的消費者？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國內消費分層正在加速，很多商品的價格實際上是由中上層消費者決定的，這批人消費能力非常強。而商店里只要這個價格能夠賣得掉，它也就不用擔心了。此外，還牽涉到國內銷售渠道的問題。現在很多商業都是連鎖性質，你不進入這個銷售渠道中，商品就很難賣出去，所以商業企業有很強的定價權，老百姓很難買到便宜的商品。但美國不同，其商品之所以相對便宜，也是商業百花齊放，市場開放、充分競爭的結果。
支玲琳：比較快的經濟增長往往會帶來一定幅度的通貨膨脹。這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何發展中國家會比發達國家要面臨更大的物價上漲壓力？
劉誯松：某種意義上的確如此。價格水平的絕對穩定需要經濟增長付出代價，而適度的、溫和的通脹有益于經濟發展。未來中國出現惡性通脹的可能性不大。但為什么2010年老百姓會對物價上漲特別敏感？因為2010年漲的東西和老百姓的關系太密切了，每天做飯用的蔥姜蒜都在漲。實際上這些東西消耗量是很少的，生姜一個月吃兩斤，已經了不得。房價上漲，才叫真正的
“給力”。
蔡江南：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存在溫和的小幅物價上升并不可怕，關鍵在于經濟增長的同時是否帶動了人們收入的增長。如果收入增長超過物價上漲，那么就會形成一種良性發展，反之就值得重視了。這場中美物價比較其實也在提醒我們：如何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讓廣大的人民能夠真正分享到發展的果實。
支玲琳：此前有專家表示，中國要成為強國，就必須承受“三高”（物價高、人價高、錢價高）。以此眼光來看，今日中美物價日益接近，其實也勿需擔心。兩位怎么看？
蔡江南：“三高”邏輯，我認為并不成立。勞動力價格高或勞動者收入高，是一個國家強大的基礎條件，也是增強民眾抵御物價上漲能力的前提條件。而隨著勞動力價格的提升，物價提高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影響物價的除了勞動力價格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此外，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固然有助于推動該國貨幣地位的提升，帶動匯率的上升。但影響匯率的因素更為復雜，不僅取決于一個國家自身的經濟因素，還取決于其他國家經濟和貨幣的因素。一個國家能夠強大的真正基礎，一定是人民收入水平高、生活水平高、教育水平高。這才是我理解的強國
“三高”。
劉誯松：關于中美購買力平價的探討，激發了我更多的思考。購買力比較不應該僅僅局限于國與國之間，也要看到地區之間的差異。同樣是5000元，但是在中西部地區的購買力，要遠遠高于東部沿海地區、那些一線城市。但是面對著物價上漲、房價上漲，很多人還是選擇留在了大城市。因為他們認為，大城市的機會更多。但事實上，這些機會往往只屬于少部分人，卻造成了一種“大城市機會幻覺”。物價之辯外，帶給我們的，是關于生活質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