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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發達還是新興經濟體，針對2007年源自美歐發達國家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在差不多的時間里，都采取了比較協調一致的大規模政府干預。不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力度之大，方向之一致性，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知識界、輿論界對此的爭論則非常激烈。至于實際部門如何設定這一空前政府干預的退出機制，或者在何種條件下退出，分歧就更大了。在我在看來，以下三種解析是值得關注的：
第一，將金融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失控歸于監管缺失，這恐怕是當前最有市場的一種意見。的確，不能否認，監管的缺失，正是導致某些金融創新以至投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基礎的原因，更使得財務作假和金融欺詐肆無忌憚。作為各種嚴格契約規制下的經濟活動，特別是經營對象是有著普遍公共性的信用貨幣，金融機構及其行為，理應受到適當而有效的監管。但值得提醒的是，越來越多的人主張，借助這次政府通過公共財政與中央銀行渠道，以擔保、貸款融資、直接購買不良資產與股權，甚至全盤國有化的方式，將金融監管演變為對所有金融機構、金融市場與工具的直接控制。并且，這種主張因政府直接控制模式使新興經濟體免于劇烈金融動蕩而得到加強。
問題是，當我們梳理人類的經濟金融史時，不難發現，金融市場的形成與發展“無不鑲嵌在具體的政治框架之中。”真正成為在較長歷史時期內具有廣泛影響與積極作用的金融市場中心的，無論是早期的意大利城市國家，還是隨之興起的諸如荷蘭這樣的低地國家，以及后來的英國和當今的美國，無不是那些政府權力大受限制的國家。正是相互制衡的民主政治，使得君主和政府的權力被限制在適當范圍內，擁有了屬于他們那個時代的金融中心，而金融中心無疑對其稱霸全球起到了支撐作用。否則，不管自然資源多么豐富，也不論搜刮了巨額金銀貨幣，還是形不成金融中心，并在大國競爭中敗下陣來。對此，西班牙和法國都是最好的例證。
筆者以為，認識這一點，對目前的中國有著極其積極的借鑒意義。作為危機應對的特殊階段，政府對經濟干預力度加大，難以避免，但無論如何，都不應借此退回到原來那種政府直接控制經濟的“舊體制時代”。那一時代已被無可辯駁地證明，既沒有效率，更不公平公正。沒有在民主與法治建設道路上的艱難推進，斷然不會有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社會進步。
第二，將危機起源的資產市場泡沫膨脹與破滅，以及隨后的經濟衰退，歸為人性的貪婪與恐懼。強調這一點者，大多是非經濟學者。不少學者將貪婪與恐懼歸于人的情緒波動，而部分經濟學者則歸于動物精神。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喬治·阿克洛夫教授，連同倡導行為經濟學并正在風頭上的美國耶魯大學羅伯特·希勒教授，干脆以《動物精神》為題，合作出版了一本探討動物精神如何推動經濟變化的著作。
傳統經濟學向來以“理性經濟人”為假設前提，直到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首次提出了動物精神——意指投資者所具有的非理性心理與行為后，非理性或者不完全理性抑或有限理性，才被陸續引入了有關經濟波動機制的經濟學分析中。盡管如今看來，有限理性的假設更接近現實，但是，用動物精神一詞來概括，仍然欠妥。在這個星球上，恐怕只有人才是精神的主體，而動物，只有本能。更不用說，就理性而言，也只是相對的，僅僅針對特定主體和時空而言。對甲是理性的行為，對乙就未必。否則，就沒有了利益之別，更沒有了競爭和市場經濟。一時認為是理性的舉動，過后換個條件看，未必就不是一種情緒或本能主導的結果，如不然，就不會有后悔一說。由此，無論哪個決策，既不能說是完全理性使然，亦非完全由情緒所決定。人是動物本能與理性精神的混合體，人的決策也必然是這兩者綜合作用的結果。也正因人們的決策并非是完全理性的，才使任何一個決策和行為都具有不確定性，也就是具備程度不同的風險，進而才有大小不一的風險補償收益。要不，人們怎么都承認，企業家也是冒險家呢？如果每個決策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留一丁點不確定性和風險，那百分之百地成不了企業家。
第三，將這次源于美國的危機看作是大國陷落或美元崩潰的開始，諸如《美元大崩潰》、《即將來臨的崩潰》、《大國的陷落》、《清算美國》等財經暢銷書，都是這個調子。
盡管盛極必衰近乎歷史必然，但對于這次危機是否是美國及其美元衰敗的征兆，目前很難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現在知道的只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帝國的崛起與衰敗都非一朝一夕之事。就可預期的將來看，不管是政治機制，還是經濟機制，美國都恐怕很難遇到像樣的挑戰。因此，我們也就很難看到美元會在可預期的未來走下國際貨幣的神壇。
對于中國，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對此有個正確的認識，就不會因一次空前危機，而對自身短處和他人優勢視而不見，甚至將自身劣勢當作長處，而將他人的長處當作劣勢。唯有如此，才能在改革開放的正確道路上繼續穩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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