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國土資源部開始了一系列密集的土地違法問責行動,而問責的主要方式就是約談。在國家土地總督察集體約談12市縣主要負責人的基礎上,國家土地督察局派駐各地的機構又分別約談了云南師宗縣、湖北隨州市、安徽巢湖市等地方政府的負責人,對各地的土地違法現象進行嚴肅批評,并研討整改措施。 約談,是土地衛片執法行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項制度的主要優勢,是通過面對面的意見交換,更深入地了解地方違法用地的情況和原因,并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檢討土地工作的缺陷和失誤,幫助地方政府找到更切實的查處和整改方法。從電視畫面中可以看到,被約談的地方政府負責人大多面色凝重、態度誠懇,有關土地違法的檢討也可謂深刻。約談制度的批評教育作用是相當明顯的。 如果站在行政體系之外觀察約談制度,可能會覺得不夠給力。在地方土地違法現象難以遏止、每年都有大量耕地被違法占用的情形下,公眾更希望國土資源部門能夠拿出更為強硬的措施。但對于國土資源部和國家土地督察機構來說,動用何種行政資源開展問責,以及如何設計問責的力度和涉及面,卻是一個難題。國家土地總督察徐紹史就曾經說過,約談制度其實也是對干部的愛護,是為了避免出現“大批干部倒在問責紅線上”。由此不難看出,約談制度是在違法現象普遍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折中辦法,是通過強化行政壓力以督促地方整改,避免問責力度過大而導致地方反彈。這樣看來,約談制度雖然很像是毛毛雨,但它可能是比較無奈也比較理性的一種選擇。 土地問責與其它領域的違法問責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要給地方政府在用地方面加上一道閘門,而不是要讓地方領導干部“付出代價”。從以往的問責情形看,圖一時痛快的問責方式效果并不好。有的地方土地違法屢禁不止,干部換了好幾撥,但是,被撤下來的干部很快又在類似的崗位上任職,而新上任的干部馬上又重蹈覆轍。撤職,這個比約談更有力的措施,在整治土地違法問題上似乎并不很管用,也很難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這無疑是一個相當詭異的現象。 這個現象說明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土地違法現象嚴重的深層原因,并不是少數領導干部對守土有責認識不足,或者存在用地偏愛,而是地方經濟發展對土地的依賴過于嚴重,地方干部的政績考核又過于偏重GDP增長。能上大項目的干部才是好干部,能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領導才是好領導,這幾乎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在這種原動力的驅使之下,地方政府對土地的饑渴難以遏制,對土地違法現象的查處則毫無動力,對亂用地的干部則偏愛有加。所以,除非能找到一種釜底抽薪的辦法,讓地方政府不再以土地生財、以土地換發展,否則,再怎樣強勁的問責風暴也不見得比毛毛雨的效果更好。 土地問題,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守住紅線問題,土地違法現象其實還引發了更多的社會亂象。圍繞著征地,無論是合法用地還是非法用地,在不少地區都曾經引起過嚴重的社會沖突。民生的困窘,社會矛盾的滋生和激化,地方政府與老百姓之間利益難以協調,不同程度上都與土地有關。所以,當人們看到密集開展的土地約談時,就會想到土地問題在當代的沉重與無可回避,看到現有的發展模式所面臨的困境,并為之思考出路。約談不是靈丹妙藥,但它可能是藥引子,約談所獲取的大量信息和它所帶來的普遍關注,有可能啟動某種重要的變革。這樣的想法可能過于樂觀,但這種“樂觀”其實也包含了一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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