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成為推動世界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兩大“車輪”。然而，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暴露出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發展的另一面，即經濟全球化的內在治理矛盾和開放風險與新科技革命“創造性毀滅”對現有世界治理結構的沖擊交織，使近20年成為全球經濟、金融和貨幣危機的高發時期。1990年以來，世界范圍內先后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信息技術產業泡沫破滅、美國次貸危機、國際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等。國際社會要走出這一發展困境，必須推動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變革。這不僅是世界性的共識，而且是世界經濟治理機制發展的客觀趨勢。
現有世界經濟治理機制存在嚴重缺失。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使世界日益成為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的“地球村”。然而，這個“地球村”卻沒能形成有效的經濟治理機制，尤其是在世界性重大問題上，如維護世界和平，建立有序的國際金融、貨幣、貿易秩序，改善生態環境并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維護全球社會公平正義、擴大公眾參與，全球反恐、反毒品及其他犯罪等，都缺少合理有效的治理機制。現有的國際秩序和多邊國際組織都難以適應當前網絡社會、開放世界、多元文化、跨境交流的發展需要。
國際金融、貨幣、貿易體系陷入嚴重無序。首先，國際金融體系缺少有效監管和對沖機制。美國華爾街取得了動員和配置全球金融資源的中心地位，卻不受多邊機制的制衡和監管，必然引發全球金融系統性風險和金融危機。其次，國際貨幣體系難以有效“約束”美元。1976年牙買加協議簽定以來，美元成為浮動匯率制下的紙幣信用“錨”。然而，當美元從布雷頓森林體系1盎司黃金兌35美元貶值到兌1400美元左右時，當金融市場一體化釋放出更大的美元波動風險時，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和特別提款權功能處于長期停滯狀態時，國際社會既無法建立“美元紀律”，也無法實施有效監管。再次，進一步推進世界多邊貿易自由化舉步維艱。這一輪多邊貿易開放談判（即多哈回合）被國際社會稱為“發展回合”，人們期望通過本回合談判，最終可以進一步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進一步開放全球貿易和投資，改善全球共同利益和經濟福利，并造福于發展中國家和切實幫助全球窮人。然而，事實說明，要讓主要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為了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而讓渡自己的部分經濟權利和利益非常困難。
現有世界經濟治理機制難以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現有世界經濟治理機制過度強調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自由化和便利化，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展”這個經濟全球化最重要的主題，從而造成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和窮國消費力嚴重萎縮等突出問題。對于一些涉及經濟發展的全球性重大議題，如發展援助、節能環保領域的技術轉讓、減少貧困等，特別是涉及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代價擔當分配時，主要發達經濟體采取各種方式推卸自己的責任，對外轉嫁危機風險，不愿承擔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調整代價，在積極推動自由化進程中基本上不考慮弱勢經濟體及弱勢人群的利益和扶助問題。
這些情況表明，現有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越來越不能適應世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需要，變革已經迫在眉睫。對于我國來說，這場變革既是重要機遇，也是嚴峻挑戰，需要我們準確把握、妥善應對。
增強我國參與國際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能力。首先是推動增強二十國集團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從七國集團、八國集團到二十國集團，其中最大的變化是增加了“金磚國家”及新興經濟體的代表，與發達經濟體代表共同商討國際重大事務。其次是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進一步增加“金磚國家”及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監管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參與權，改變長期以來主要發達國家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發展中國家只能追隨的舊格局。再次是建立能有效抵御和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全球金融穩定制度框架，規避“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風險，堅持金融創新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大方向，維護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安全與發展權益。增強我國參與國際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能力，關鍵在于培養一支全球化的金融人才隊伍；制定推動國際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戰略思路、建議方案及維護發展核心利益的策略框架；形成推動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建立有利于和平發展的國際金融新秩序。
增強我國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能力。凱恩斯早在1942年至1944年期間就建議重建戰后國際貨幣體系，重點是創造一種新的國際貨幣，組建一個新的國際中央銀行。然而，凱恩斯的智慧最終不得不讓位于狹隘的大國意志，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制度設計從一開始就有致命的硬傷。長期困惑世人的一個問題是，后牙買加時代世界為何沒有拋棄美元？是貨幣標準的鎖定效應導致集體無選擇，還是浮動匯率制度下美元取得了一般等價物、自動穩定器以及避風港等重要貨幣功能，包括離岸美元市場建立了貨幣風險的對沖機制？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背景下，國際貨幣體系的無序和美元的無紀律約束等弊病已經直接危害到世界經濟增長的前景。因此，要增強我國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能力，首先應積極推動有關改革的各種討論和建議，如關于建立超主權貨幣的建議；關于以黃金作為通脹、通縮、貨幣價值預期的全球參照點的建議；有關特別提款權改革的建議；有關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以及貨幣風險對沖機制多樣化的建設等。其次應積極推動“亞元”、亞洲貨幣體系、亞洲貨幣與金融合作等各種方案的研究和討論。再次應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區域化的理論和實踐活動。其中，發揮好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是一篇大文章。通過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和上海人民幣在岸市場之間的分工與合作，為人民幣及我國金融市場體系的市場化、高端化、國際化開辟道路。
增強我國參與國際貿易體系改革的能力。當前的國際貿易體系具有兩種相反的發展傾向和趨勢。一種是積極推動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繼續擴大開放；另一種是大力推動所謂“公平貿易”、保護貿易、戰略貿易。當前，貿易利己主義逐漸抬頭，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困境就是明證。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更是甚囂塵上。在這種情況下，增強我國參與國際貿易體系改革的能力，就是要積極推動貿易和投資開放，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針對對華貿易摩擦案例顯著上升的情況，應采取“先禮后兵、禮后有兵、針鋒相對、化解沖突”的應對策略。要逐步提升我國的國際話語權、規則制定權，努力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開放大國”。
增強我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和履行大國責任的能力。一方面，應更加主動地參與聯合國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多邊組織和機構的各項職能活動，承擔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尤其是推動形成世界經濟逆周期調節的能力。如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條件下，我國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尤其是重視擴大消費需求，通過增加進口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和復蘇作出貢獻。另一方面，應大力實施“共享發展”的南南合作戰略和國家計劃。在努力擴大對新興市場投資和貿易的同時，更重視增加當地的就業和稅收；積極探索與低收入國家和地區共同發展低碳經濟，形成低碳的生活和生產方式，實現合作型可持續發展；通過“走出去”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與當地政府和企業共建各類境外開發區，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積極實踐發展援助、商業開發與當地能力發展相結合的新模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