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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常委、秘書長吳玉良近日表示，中辦國辦最近要出臺有關公車配備使用的新規定，這個規定比過去更加嚴格，公車配備的標準和公車的總數量要下降。
對公眾希望公車數量等信息公開的呼吁，吳玉良也明確表示，會把全國公車的詳細數量和需要減少的數量公布，“這樣也為北京市的交通緩堵做一點小的貢獻。”
公車一直是行政開支過快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公車私用現象泛濫，現在更成為治理交通擁堵的阻礙因素。
雖然各地先后采取了各種不同形式的公車改革模式，但總體而言，效果仍不明顯。究其原因，關鍵是對公車的監督很難，一個單位有多少公車，公車的使用是否合理……這些信息是由具體的單位和個人所掌握。政府內部的監督者要面對很多個體時，很難掌握全面信息、實現很好的監督，更別說外部的監督了。
沒有了監督，想要既得利益者拿自己開刀，自然收效甚微。現在，中紀委要推進公車信息公開的表態，無疑是為破解公車監督難帶來了希望。只要公車信息能做到最大化的公開，無論內部還是外部的社會監督就能發揮作用。監督能夠發力，公車才能迎來真正的改革。
但是，監督的前提是公眾能夠獲取比較充足的信息。因此，公車信息如何公開、能否形成完備的公車信息公開制度，是問題的關鍵。信息公開的內容越詳細、越豐富，渠道越多、越有利于接觸，對于公眾監督權的行使也越有利。
公眾希望，不僅是公布公車的總量信息，還需要公布每一個單位的詳細信息。宏觀的公車信息有利于我們知道公車開支在整個財政支出中的比例，但微觀信息才能讓公眾有針對性地行使監督權。公開的信息，最好能夠具體到最小的財政預算單位，如，市級部門有多少公車？委辦局有多少公車？市直部門有多少公車？街道辦有多少公車？
除了具體的公車數量，還需要公布公車的類型和型號，各種類型和型號的價格，還需要公布維護這些公車花費了多少財政經費。這些信息有利于公民根據自己的經驗和直覺去判斷，不同類型的單位所擁有的公車數量、公車類型和公車使用是否合理。
為了方便監督，更需要公車徹底地“公開身份”，除了車牌外，最好使公車本身具有可識別性，這種可識別性是實現微觀監督的基礎 。一般而言，越是容易識別的公車，越不容易被濫用，例如警車、執法車等。因此，對公車最好也在外形上做一些醒目的標示，讓人們一眼能夠區分什么是公車，什么不是公車。
公開公車信息，還需要一些技術保障、制度保障。技術保障需要為公車信息公開提供技術基礎，如建立專門網頁，或者開辟專門欄目等，確保公眾有方便獲取信息的渠道。制度保障需要確保專門的機構和人員來推進公車改革，保障公開信息真實和具體，以及各單位嚴格執行。
吳玉良秘書長的此次表態，是對公眾長久以來呼吁的正面回應，值得欣賞。公眾期待著公車信息公開的步伐早日開啟，也期待駐京的各中央部委機關會以身作則，率先公開信息，如吳秘書長所言：“為北京市的交通緩堵做一點小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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