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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發展取得了年均近10%的增長速度，一舉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領頭羊”。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平衡發展，特別是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發展的不均衡，已經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
　　一方面，商品市場發展迅速，基本發育成熟。目前我國農產品生產的指令性計劃已全部取消，工業品生產的指令性計劃只限于少數幾種。市場調節價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農副產品收購總額和生產資料銷售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均已超過90%。
　　另一方面，要素市場發展卻要相對緩慢，并已成為經濟發展的一條“短腿”。要素市場主要包括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和土地市場，這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條件，也是保證經濟增長的物質基礎。
　　不僅如此，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還決定了分配狀況。在要素市場發育不健全的情況下，收入分配同樣會受到負面影響，這也是導致貧富懸殊的重要原因。
　　具體來說，我國要素市場發展的滯后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勞動力市場發育不健全。從形式上看，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建設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比如勞動力從過去的不能流動到基本實現了自由流動。目前，我國的流動勞動力已經超過了2億，主要以農村剩余為主體。近十年來，隨著大學畢業生規模的不斷擴大，相當一部分大學畢業生也加入了流動人口就業的大軍中。毫無疑問，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大大提高了勞動力的配置效率，不僅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也使流動群體得到了更高的收入。
　　但是，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依然是一個典型的“二元”勞動力市場，由于不完善的戶籍制度、人事制度、經濟體制等制度層面上的原因，勞動力市場被分割成高級勞動力市場(如大城市、經濟發達地區等)和低級勞動力市場(如農村、經濟欠發達地區等)。
　　一般來說，在高級勞動力市場中，勞動者工資較高，福利待遇較好，升遷機會較多；在低級勞動力市場中，勞動者的工資較低，福利待遇較差，升遷的機會也較少。在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在兩類市場之間難以流動，即使流動也是成本十分高昂。
　　更為重要的是，勞動力市場的價格決定也由于制度性障礙而出現了扭曲，就業歧視和分配不公現象嚴重。就業歧視有多種表現形式，如性別歧視、身份歧視、身體歧視、地域歧視等。其中又以戶籍制度造成的身份歧視尤為嚴重，其受害者主要包括農民工和沒有本地戶口的“蟻族”。
　　其次，資本市場功能不完善。資本市場既是籌集資金的重要渠道，又是資源合理配置的有效場所。從理論上來說，利率作為資本市場的價格“信號燈”，應該由資本市場的供給和需求所決定。如果利率這個價格“信號燈”失靈，那么不僅會導致資本市場資源配置的不合理，還會導致宏觀調控決策的失誤。
　　長期以來，我國的利率水平低于正常的市場利率水平，導致對資本的過度需求。一般認為，民間借貸利率由于市場化程度比較高，因而更能反應資本的實際價格。按照規定，民間貸款利率最高不超過基準利率的4倍，但在實際中利率水平往往要超過這個限度。
　　利率水平偏低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由于利率水平遠遠低于房地產和實物投資的預期回報率，這種差異是造成過度投資和房地產投機的根本動力。此外，利率偏低還導致了資本使用效率的下降，各種各樣的重復建設現象十分嚴重。
　　最后，土地市場仍不規范。中國的土地市場是一個典型的賣方壟斷市場，離真正的市場化目標相距甚遠。表面上看，自2004年開始實行土地“招拍掛”制度后，土地的價格是由自由競拍而得，其實不然。由于土地的國有制，其供給量往往取決于政府的偏好。更為嚴重的是，現行的地方財政體制嚴重依賴于土地的出讓金，即是一種典型的“土地財政”。土地出讓金本來屬于政府的預算外收入，也被稱作“第二財政”。
　　不過，在不少地方，“第二財政”早已取代“第一財政”而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稅收及城市擴張帶來的間接稅收占地方預算內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讓金凈收入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這樣，地方政府就可以通過控制土地的供應速度和面積，從而掌控土地價格的變動。而實際上，為了維持更高的地價以獲得更多的土地出讓金，地方政府的供地計劃大多不能完成。
　　要素市場的不完善對經濟發展會產生嚴重的制約作用。事實上，要素市場的變動直接影響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其一，勞動力市場的發育不健全使得大多數普通勞動者工資水平低下，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的份額遠遠不如資本的份額高。這就制約了全社會消費水平的提高。而在國內消費水平遲遲不能得到有效提高的情況下，不得不過分地依賴國外的消費需求，這樣出口超過進口并形成巨額外貿順差就不可避免。
　　其二，資本市場的不健全導致對資本的過度需求，低利率政策為形成龐大的投資需求創造了條件，這也是長期以來投資能夠充當國民經濟發展“領頭羊”的重要原因。值得關注的是，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不斷膨脹也與廉價資本有直接關系，而這使得目前央行動用利率工具調控經濟左右為難。
　　其三，土地制度的不完善成了強化土地財政、推高房價的根源。高房價不僅抑制的是消費者當前的消費，也對未來的消費產生不利影響。
　　由此可見，要素市場的“半拉子市場化”已經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因此，在明年以及未來的“十二五”期間，必須將制度建設放在首要位置，將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當作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動力。在要素市場建設方面，必須消除各種制度性障礙，盡快建立起勞動、資本和土地能夠自由流動，其價格能夠主要由市場供求決定的機制。
　　在勞動力市場方面，勞動力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其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變化無疑是影響未來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變量，而勞動力市場的公平狀況不但會對勞動者本身造成影響，更會對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產生重大沖擊。因此，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消除就業歧視，構建統一、公平的勞動力市場，是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必修課”。
　　在資本市場方面，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使金融機構進一步增強風險定價的能力。按照央行行長周小川的說法，利率市場化是一個過程，需要培育各方面的條件，下一步要根據“十二五”規劃的要求，劃定范圍，提供激勵機制，有規劃、有步驟、堅定不移地推動利率市場化。
　　同時，在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必須建立一套適宜而謹慎的管理制度，制定高質量的監管標準，進行嚴格高效的銀行監督，評估銀行風險。這對利率放開后的金融體系成功地發揮作用非常重要。
　　在土地制度方面，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按照事權和財權匹配的原則，重新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比例。在統一稅政的前提下，賦予省級政府適當稅政管理權限，培育地方支柱稅源。改革現行的土地“招拍掛”制度，變單純的“價高者得”為“綜合條件最優者得”。
　　同時嚴格控制商品房用地單宗出讓面積，限制企業拿地規模，促進盡快形成有效供應，防止開發企業囤地。大膽探索農地流轉和農村宅基地流轉的方式方法，如果這項改革能取得突破，那么土地供應緊張的格局將有效緩解，地價以及房價高企不下的局面就能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