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股市文化不健康”是我們在回首中國證券市場20年時特別遺憾的感慨，那么，健康的股市文化無疑是我們對未來中國證券市場尤為滿懷希望的期待。
股市文化如何不健康？最有影響力的表述大概要數吳敬璉老先生的兩句話了。一句是他在2001年說的“中國股市連一個規范的賭場都不如”；另一句就是最近所說的中國股市處于“強盜貴族時代”。這兩句話的震撼力就在于，一針見血地說明了處于新興+轉軌期的中國股市文化所表現出來的既有階段性又有沿革性的歷史特征。
“一些投資者投機意識相對較重，經常主動打探內幕信息。”這固然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我們的投資者隊伍還很不成熟，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何嘗不也是市場制度的不成熟所造成的。滬深股市制度建設在相當長時期處于試錯階段，從暗箱操作到信息公開，不僅是法制框架逐步建立、市場規則逐步規范、監管程序逐步透明的過程，也是激烈的利益斗爭過程。由于在引進和接軌一些國際上通行的交易產品和交易方式時，未能相應適時建立起適合我國市場實情的法律基礎和市場規范，以至于“坐莊”、“對倒對敲”、“老鼠倉”等內幕交易和違法違規行為總能依賴不對稱的信息優勢得逞于一時。
我們的股權文化一開始就跟“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緊密聯系在一起，即使在基本完成股權分置改革以后，重融資輕回報傾向依然相當嚴重。特別是發行市場還沒有走出實質性審批框架，權力、資本和資源結合在一起，很容易滋生PE腐敗和權力尋租。一些發行人或公然隱瞞事實真相、偽造虛假文件騙取上市資格；或在評估文件中虛增資產；或虛構損益、隱瞞重大事項；或哄抬發行定價，盲目追求超募，嚴重透支成長性。五花八門的創投在登陸創業板舞臺的過程中，也存在引人注目的“突擊增資”和“關系轉讓”，片面追求“賺快錢”、“牟暴利”的傾向。這不僅反映了發行定價機制上資本約束的缺失和市場約束的不健全，也是對股權文明的粗暴踐踏，對市場公平、公正和公信的公然挑戰，對誠信文化的嚴重玷污。
進入全流通時代的我國資本市場，法律政策環境和市場形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弘揚尊重股東權益、體現股權價值、促進股權投資的健康股權文化，對于資本市場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不過，股東文化對股東權益的尊重不能異化為片面維護大股東利益的強權意識。大股東對自益權的過度追求，意味著對股東共益權尤其是弱勢股東利益的蔑視和損害，從根本上違背了股權平等的基本原則和公平正義、誠實守信的基本價值觀，既不利于在公司治理中對股東共同利益的維護，也不利于維護投資者對市場游戲規則的信心，不利于維護市場的可持續發展。
弘揚股東文化的核心是維護股東利益，尤其是中小股東利益。這與我們所需要的健康的股市文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健康的股市文化和股權文化一樣，也是建立在尊重和維護投資者權利的基礎之上的。從公司層面而言，投資者也就是股東。而就市場而言，投資回報作為尊重和維護投資者權利尤其是中小投資者權利的最基本的要素條件，與要求上市公司尊重、維護股東權利只有高度一致性，并無任何根本性分歧。重投資就必須重回報，否則，沒有“誠信”可言，又何談“公平”？
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許多買了雷曼迷你債券的香港投資者蒙受了巨大損失，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誤將金融衍生品當成了存款保值升值替代品的退休人士。香港金管局同有關分銷銀行達成了回購協議，保護了投資者利益。而對被稱為“殺富魔鬼”的Accumulator（累積看空期權），盡管其同樣具有衍生期權性質，香港金管局有關指引關心的則是銷售機構銷售人員對投資者風險告知程序的規范性，防止出現誤導、誘導客戶高風險投資。筆者以為，這為我們提供了將高風險市場的誠信、自律文化和投資者保護有機結合起來的范例。
現在有種奇談怪論，一提起中國股市文化便與賭風、賭性相提并論，好像投資者虧多贏少全是咎由自取似的。在筆者看來，這至少是對吳老先生原意的誤解。中國股民對“投機”情有獨鐘，盡管在某種程度上不無傳統文化傳承或外來文化影響的因素，但“投機”在股市并非貶義詞，不該受到簡單化批判和排斥。我們反對的是“比賭場還不如”的內幕交易和股價操縱、市場操縱還有盲目的追漲殺跌傾向，而不是投資者追求投資回報的權利。作為監管當局，應以維護投資者利益為重中之重，而絕不能對肆意侵占和損害投資者利益的行為采取冷漠態度。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公開、公正、公平的法制基礎上看到一種真正健康理性和諧的股市文化如初升的朝陽出現在滬深股市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