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適應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
● 經濟體系需構建指數化機制
● 居民收入指數應與物價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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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個人所得稅指數動態調節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今年11月份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達到5.1%，創28個月來的新高。面對本輪通貨膨脹風險，我們應該如何主動適應？
為了尋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我們首先需要了解推動本輪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在11月份CPI指標中，食品類價格拉動CPI上漲3.8個百分點，對指數的貢獻率高達74%。顯然，食品類價格整體上漲是11月份CPI破五的真正推手。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目前我國恩格爾系數在40%左右，食品支出依然是普通居民的主要開支項目。按照現有核算體系，食品類價格在CPI的八大類商品中的權重約為32.5%，是排在第二位的居住類價格的兩倍以上。因此，我國的居民消費價格走勢必然是“漲也食品，落也食品”。
對于最近以蔬菜、干鮮水果為代表的食用農產品漲價，有人認為是流動性過剩，也有人認為投機資本炒作所致。但根據農業部的觀點，最近食用農產品的價格上漲主要是相關成本上漲推動的，包括人工成本和運輸成本上升，農資種子漲價等。因此，我們大致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目前的CPI高企主要是食品漲價所致，而食品漲價是經濟規律使然。
在化肥、種子、農藥價格和農民人工成本不斷提高，運輸成本剛性上漲的背景下，食用農產品的價格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將保持溫和上漲的走勢。因此，食用農產品價格政策應尊重經濟規律，順勢而為。那種試圖靠行政干預改變價格走勢的想法不僅不現實，還會危及市場的健康運行。
筆者認為，面對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我們的經濟體系需要構建指數化機制，主動適應通脹壓力。
第一，建立收入指數化政策，使百姓收入能與物價的變化聯動起來，緩解通脹時期的消費支出壓力。根據國際經驗，為防止通貨膨脹削弱固定收入者的購買力，其報酬應與CPI掛鉤，讓生活費用的變化能及時反映在工資上，以確保實際購買力在通脹時期不至于下降，影響其生活水平。例如，美國的相關法律規定，勞資雙方簽訂勞動合同時，須專門設立生活費用調整（即COLAs）條款，規定當物價上漲時，工人的工資如何進行調整。
第二，建立指數化的個人所得稅政策，讓免征額動態可調。當物價上漲時，居民的生活費用會相應上升，此時就不應該按照價格上升之前的標準納稅。為減少物價上漲對個稅制度帶來的扭曲，國家應該優化稅收制度，使免征額隨生活費用增加的幅度進行動態調整，確保居民在稅后的可支配收入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這樣做，也是還原個人所得稅的制度初衷，即居民的基本生活消費支出不應該成為個稅調節收入差距的對象。
第三，建立轉移支付的指數化機制，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通脹時期，低收入者是受物價上漲影響最大的群體。因為這一人群的恩格爾系數在居民中是最高的，食品漲價意味著他們的家庭消費開支將大幅度增加。因此，當出現食品推動的通貨膨脹時，政府不僅要采取一些應急的措施，如對低收入者發放臨時價格補貼，更應該在制度層面上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失業保險標準的長效機制。與工資的指數化類似，將最低生活保障、失業保險標準進行指數化就是將轉移支付與物價上漲緊密掛鉤的一種自動聯系機制。
從美國的實踐看，實施指數化政策是經濟體系主動適應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有效方法。從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看，當生產中主要原材料價格和人力成本的上升幅度超過了技術進步對投入產出效率的影響時，產成品漲價是必然的結果。在此情形下，控制價格漲幅最多只能是政府的臨時應對之策，因為長期的價格干預會阻礙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因此，利用指數化改革收入政策，是政府幫助中低收入者有效緩解通脹壓力的可行選擇。只要居民的固定收入可以隨著CPI的漲幅而相應調整，他們的實際購買力就不會受影響。筆者認為，當通脹不可避免時，指數化政策在保民生、建設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將是非常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