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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駕車造成重大傷亡的案件近年來已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也使交通肇事罪的傳統定罪量刑標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在一片“嚴打”聲中，某些社會影響惡劣、危害嚴重的案件，已經變通適用法律，肇事者被運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了死刑。刑法的修正更將并未造成實際后果的醉酒駕駛行為列入了可能定罪的范圍。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審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并廣泛征求民眾意見之后，12月20日，該草案開始進入二審。據悉，二審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對“危險駕駛罪”條款再度進行修改，進一步加大了對醉駕、飆車等危險駕駛行為的懲罰力度。
根據最新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醉酒駕駛機動車，無論情節是否惡劣、是否造成后果，將一律依照“危險駕駛”定罪，并處以拘役和罰金。二審草案同時規定，如果因醉駕、飆車等行為，又構成其他犯罪的，將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不過，我國此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曾有明確規定，醉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處15日以下拘留和暫扣3個月以上6個月以下機動車駕駛證，并處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1年內有醉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行為，被處罰兩次以上的，吊銷機動車駕駛證，5年內不得駕駛營運機動車。這意味著，如果刑法修正草案獲得正式通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上述規定即被替代廢止。而比較兩者的規定，對醉駕行為的制裁力度可謂驟然提升了數個等級。
從實際情況看，在以往對醉酒駕駛（沒有造成任何損害結果）行為的治安管理處罰中,真正被一次性嚴厲處罰行政拘留15天的并不常見，即使是在全國交通安全整治的集中行動中，行政處罰的力度也是依法視情區別對待的，行政執法也不是不加區分，一律“頂格”適用行政處罰。不少學者認為，違法行為的狀態及情節總有差異，主觀惡性也有不同，“一刀切”式的處罰雖然高效、便捷，但難免過度機械和缺乏差別，也容易導致過罰不相對應的情況。因此，他們主張有所區別地適用法律。
在醉駕行為持續走高，尤其是不斷造成嚴重人員傷亡的后果之后，人們常常希望通過更嚴厲處罰的方式去加以遏制，也往往相信只有重刑才能取得效用。其實，分析以往的醉駕處罰事例，我們發現，即便單純的行政制裁，其威懾力都還沒有完全、充分發揮出來，事實上也沒有能夠真正做到“違法必究”。在這種情況下，刑法急于拋開行政處罰法規的規定，全面介入并規定對醉酒駕駛等行為一律定罪判刑，是否科學、合理及慎重、必要，恐怕確實值得討論。
行政處罰往往注重執法的效率，而司法活動則更追求公正。因此，兩者所消耗的社會資源（成本）也存在明顯的差別。當醉駕行為被一律作為“危險駕駛罪”進入刑事訴訟領域時，從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當事人委托辯護，以及法院的一審、二審，乃至判決生效之后可能出現的申訴、再審等等，其消耗的社會資源，所花費的時間、精力及金錢成本，會數倍甚至數十倍于行政處罰。哪怕是運用最節約的“簡易程序”，其耗費也遠遠要高于行政制裁。這種“投入”與“產出”的效益關系，也是立法過程中需要加以考慮的問題。
再從另一個角度上講，醉酒駕駛畢竟是可能肇事的“先期行為”，在法理層面上，究竟應當認定為故意行為還是過失行為，無論是在法律或者具體案件的事實、證據上看，可能都不可一概而論，不加區分的一律去定罪判刑，恐怕也顯得過于苛厲。畢竟，這類行為與刑法已有規定的放火、爆炸、決水、投毒等在手段和性質上存在明顯差別。將醉酒駕駛行為一律作為嚴重故意犯罪中的“危險犯”、“行為犯”，并單獨定罪判刑，恐怕不合適。
法律的修改需要考慮民眾的“呼聲”，也確實應該與時俱進，但法律的修改更需要理性、科學的論證。需要認真對待行政處罰與司法定罪的關系，需要考慮刑法介入之后的司法成本與遏制效果，同樣也需要對各類“醉酒駕駛”的情節與惡性進行區分，更有針對性地進行分類處置，以實現罰當其責、罪刑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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