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就改革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以戰略的眼光進行重新審視，應該提出如何改革的指導性原則，而非具體的操作建議。
在機構準入方面，中國要重視的不是美國“大而不能倒”的問題，恰恰是“小而不能倒”的問題。因為許多“小也不能倒”的問題，使監管部門要承擔維持社會穩定的最后責任，自然其對二元經濟結構急需的小機構的準入，采取了過于謹慎、阻礙發展的態度。解決的辦法，未來的10年，中國必須盡快建立機構市場可退出的社會風險防范機制。這里，除要建立存款保險、投資保障基金、進一步嚴格機構審慎監管措施外，必須加強存款者、投資者教育，使整個社會能適應市場風險。
在建立機構市場退出的社會風險防范機制后，應迅即全面梳理與修改相關制度，允許國內民營資本自由進入各類金融機構，取消亞洲金融危機后出于國內特殊背景下建立的一系列投資比例限制政策。但對境外資本仍須有一定的比例限制。此目的，一是充分遵循市場化導向，二是解決中國高儲蓄率下社會資金投向的不合理結構。
在金融產品包括創新產品準入方面，政府的重點，應是通過新聞與社會力量，加強對監管部門嚴格執行國家關于“審批、核準、備案”所分別定義的內容，進行產品準入的監管。不允許監管部門變相或者暗中以各類實施細則的形式，實質性地違反國家規定進行金融管理。
可以預期，中國存款利率的市場化不可能在某日宣布而突然降臨的。肯定是與貸款利率上浮等其他漸進改革一樣，是一個逐步的過程。因此，包括其他在內的資金價格改革，應抓緊擇機推行如存款利率先窄幅浮動的改革方式。同時，可通過不斷推進理財市場，推動金融部分“脫媒”，加大傳統金融業務壓力，來減少利率市場化過程中的過度波動，使利率市場化“水到渠成”。
市場統一，必然提高效率。解決長期未決中國債券市場的多頭管理、市場分割問題，不存在任何理論上的爭議問題。能否統一，取決于金融最高決策者的當機立斷。
各地各自為主的各類場外交易場所（包括產權交易所），其合并集中，同樣不存在任何理論上、技術上的困境。關鍵是中央政府要下決心、指令明確，建立全國統一的場外市場。這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同時可節省大量的財力與人力。
在完善信用評級資質管理中，鼓勵投資人投資組建評級機構，是一個積極的探索。伴隨境內、外人民幣業務的開展，對中國重要的是，應盡快鼓勵民間資金與亞洲相關機構合作，但建跨國合作的評級機構，評估亞洲債券，支持亞洲市場的發展。
鼓勵私募基金可按國家現行法規運作。法規不完善的，可以完善。但不宜出臺予以行政審批管理這一倒退意義的“產業基金管理辦法”。政府可以出臺相關辦法，主要用于約束用納稅人的錢投資私募基金的行為。
繼續堅持吸引外資的政策。但重點必須是引進有利于改變我國發展方式和提高競爭力的技術、管理、人才，而不是不問用途的純粹的資金。在一個歷史時期內，嚴格控制外資進入中國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包括商用地產），對此相違背的政策制度，應予以盡快糾正。
戰略過渡期內，培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重點應放在拓展境內人民幣市場的深度與廣度，同時探索有控制的境內、境外人民幣交易的通道。在向境外人民幣持有者開放境內債券市場的基礎上，探索向境外的外幣持有者經兌換，對其開放境內債券市場的試點。
對金融市場上面向境內交易者的各類制度創新，包括股票發行制度、股指期貨、國債期貨等金融衍生品，原則上，早開放、早主動；早試驗、早受益。但對一切涉及放大信用杠桿的金融產品創新，應堅持“以我為主”、“以實踐為主”的原則，結合宏觀調控需要，通盤考慮。對于打通境內、境外市場通道的金融市場各類創新，不能“孤軍深入”，必須視國家金融開放戰略部署，實行有序的創新。
完善中小企業融資體系，首先是個系統工程。必須要有信貸、小企業、微企業界定中的稅收、擔保、工商、統計等各項政策的協同。
按普惠原則，對于一切從事中小企業特別是小企業、微企業進行信貸支持的各類機構，給予同樣的政策優惠，以更廣泛的動員國內各種金融資源。
嚴格設定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的服務對象和經營區域。金融監管部門不應以其經營業績為激勵、為引誘，鼓勵該類機構升級、跨區跨經營，也不應輕易鼓勵走全國連鎖或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同樣，對這類機構的投資人及投資比例限制，應盡快放開。
金融支持“三農”問題，相當程度上存在政策性金融的含義。對此，除了要有各種財稅政策優惠外，必須出臺限制農村資金回流城市、鼓勵城市資金流回農村的明確政策。
鼓勵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支持“三農”的關鍵，對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經營，要真正尊重農民意愿，支持農民創造的各種經營方式，杜絕一切不應有的行政干擾。在監管上，要“往后退”，切忌照搬國際先進監管經驗，將監管沿海發達城市現代商業銀行的政策，簡單套用到交通不便、信息滯后、貧窮落后地區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上。
對一切涉農金融機構的業務，應享有同樣的普惠政策。今后政策性業務可以公開招標，由普通商行承擔，享受一定的優惠政策，但須單獨到賬，分別考核。
正在崛起中中國的特殊歷史時期決定了，政策性銀行的業務不應縮減，而應進一步加強。
國開行、進出口銀行可以搞股份制，但大可不必搞股份制公開上市，更不應該引入外國戰略投資者。政策性銀行要堅持不以盈利為目的，但這并不意味放松對它們的考核與監管。當前中國不缺一家商業銀行，缺的是有實力的、經營得道的政策性銀行。因此，不應鼓勵政策性銀行轉化為商業銀行，更不應鼓勵轉向兼有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業務的綜合性銀行。
當今中國，國有資本（包括國有企業）基本控股全國的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基金等各類金融機構。這一局面是基于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金融秩序正處整頓的特殊歷史時期形成的。這種現狀是違背金融改革的市場化導向。同時，產融的密切關系，不利于市場競爭原則的充分體現；民間資金基本被排斥在外，也不利于中國高儲蓄狀態下經濟結構的調整。
應盡快明確國有金融資產管理的原則。在現階段，國有金融資產管理，不能一味追求“管理規模越大，增值越快越好”這一單一的商業原則。國家應該基于對不同類金融企業實行相對或絕對控股的戰略目標基礎上，實行股份有進有出、股份有增有減的方針。堅決杜絕簡單的商業化原則。
中央和地方金融資產的管理，可堅持財政歸屬主體不同，管理相同的原則，納入國家對金融資產管理的統一部署。地方管理的金融資產，多屬中小類金融機構，在方向上，更應鼓勵地方持股替換成民營資本，地方集中財力，以解決公共財政問題。
理順“黨企”、“政企”的核心，是要處理好政府控股企業董事長或管理層的職位屬性問題。只要是政府委派，薪酬水平一律由非市場決定。反之，則相反，并有隨時被解雇的風險。
新開放格局意味著，匯率、資本管理、人民幣區域化這三項戰略核心內容，更趨市場化、全球化。這要求中國貨幣調控的工具與機制，必須相應作出調整。方向是，逐步減弱信貸規模的控制，在匯率、資本管制逐趨市場化的配合下，真正探索以利率、匯率為主要導向的調控機制。
要以比以往任何時候更主動的姿態，關注“另一條戰線”的金融事務，尋求合作力量和制度支援，配合中國貨幣政策的有效執行。
美國危機后有關國際組織熱議中的宏觀審慎管理和全球治理的趨勢，總體趨勢是收緊管理，而不是放松管理。對“金融弱國”來說，對此總體上應持積極支持態度。但是鑒于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主義或非平等性”特征，全球治理中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仍難免有其不全面性。因此中國相應制度的確立，不能簡單尾隨和偏信成熟市場體主導的管理框架，仍應有獨立的思考。時刻不忘在切實加強國內金融審慎性監管的同時，另一只眼始終盯著外部風險防范網的建立。
美國《新監管法案》和《巴塞爾協議Ⅲ》的集中意義，是降低杠桿率，防止因微觀利潤沖動而引起的信用膨脹。這對中國同樣有意義。但是，中國是個潛在增速較高的國家，且是一個高儲蓄率、資本跨境流動適當管制的國家，因此應注意發揮好金融功能對挖掘潛在增長能力的作用，不能作繭自縛。在國內結構調整暫時緩慢，社會流動性過多局面下，可以比《巴塞爾協議Ⅲ》更嚴格的標準要求中國的銀行業，客觀上有助于中央銀行擺脫宏觀調控的困境，然而切忌在解決短期問題上，用長期性的法律法規予以固化。在此問題上，更不必圖求引領世界金融監管的虛名。
同理，在國家信貸規模調控正處困難時期，對信托公司“銀信合作”等理財市場規模，予以暫時性的控制，這是不得已的短期措施。但是同樣不能用長期性的法規制度予以固化，更不能錯誤地將類似監管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辦法，約束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信托、基金公司的業務經營。
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各有利弊。在金融創新活躍期，若在金融監管部門分設的情況下，必須設有部門間政策協調機制，需要將功能性監管，匯總、轉換成對機構的監管，進行對口管理。對于實際執行某種金融功能的“影子”機構，需要根據“功能大于形式”的原則，應由有關監管部門備案監管。
中國國土遼闊，要切實在提高金融監管水平中，促進不同地區經濟，特別是落后地區、瓶頸行業的發展，關鍵是，對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經濟落后的地區、對現代化大商業銀行和邊陲落后地區的小金融機構，必須實事求是，分類處置，實施不同的監管標準。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一律簡單套用國際監管標準和沿海發達地區的監管標準。
中國目前金融監管協調的完善，不在于成立由多高職位領導領銜的機構，而在于以法律意義的制度，明確需要協調什么？健全的協調機制又是什么？如果仍是維持現在的組織架構，則包括文件會簽的時限、部門不同意見表達的方式、最后協助最高決策者的智力援助如何形成等。解決這些問題，成立一專業的組織機構只是形式而已。
監管部門與被監管企業人員之間調動，需要堅持一定的“防火墻”制度，監管部門不能直接違背《公司法》，任命、指派被監管企業管理層人員，這同樣是提高金融監管效率與水平的重要制度。
最后，作為難以歸屬于上述7類問題中的另一個重大原則，即政府有關部門要充分認識當今中國金融改革的特點，已不同于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全國金融市場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全國的金融市場已深度統一，金融市場上任何一項新的改革措施出臺，往往是連結全國的。因此，政府有關部門在批準各地進行“綜合改革試驗區”之類的方案時，不宜再提“先行先試”之類的條款，不要再給政府的宏觀調控另找麻煩。
�。ㄕ幾匀嗣癯霭嫔缂磳⒊霭娴摹吨袊鹑趹鹇裕�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