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財富增長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
隨著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份額從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8.5%左右，隨著中國經濟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人均GDP向4000美元邁進，中國正在由“成長期”走向“成熟期”。經濟社會將逐漸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經濟增長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國家盈利模式將出現重大轉型。
歷史經驗表明，雖然國與國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但經濟增長結構轉換點與人均GDP水平存在基本的一致性。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和國際經濟發展軌跡來看，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的國家和地區，在向高收入國家和地區行列邁進時，經濟發展有許多顯著的共性特征。
首先，經濟發展模式出現新動向。國際研究表明，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往往會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分水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歐美發達國家與拉美、東亞國家在相近的時期實現了人均GDP4000美元的突破，日本、韓國和歐美發達國家成功跨越這道“分水嶺”，大力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重工業，實施出口替代戰略，成功實現了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經濟普遍保持了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并很快實現人均GDP5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的突破。
而處于大致相同起跑線上的拉美國家，在人均GDP進入3000美元附近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究其原因，主要是這些國家長期以來只注重財富增長，而忽略了財富分配，中間階層的“夾心化”、造成內需增長不振。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已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徘徊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并且仍然還見不到內需增長的動力和希望。
其次，經濟發展動力結構發生新變化。通常，一國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已具備了經濟增長結構轉換的條件。到了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的階段，技術創新轉而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主要可劃分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四大動力。在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的階段，發達經濟體逐漸放棄了“以資源促發展”、“以市場換技術”、“以利潤換資本”等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前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由以主要依靠投資驅動逐步轉向主要依靠創新驅動，技術創新逐漸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第三，產業結構出現新變化。產業結構變化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內容。由于消費快速擴張，服務業迅速崛起，“消費主導-服務業推動”的組合逐漸成為新的增長動力，第三產業比重超過60%而成為主導產業，產業結構呈現高級化。
第四，微觀基礎結構出現新變化，跨國公司成為經濟實力的主要載體。在工業化初級階段，中小企業是產業的重要支柱力量。而經濟社會步入后工業化時代后，企業規模逐漸擴大，大企業數量迅速增加，崛起并壯大的跨國公司或企業成了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的主要載體，帶動人均GDP迅速向更高階段跨越。例如，從1965年到1980年，美國年營業收入在5億美元以上的大型企業比重從2.4%上升到5.4%；資產在10億美元以上的大型、超大型公司從0.13萬個上升到0.61萬個，增長了3.69倍；資產排名前100名公司的資產集中度達到46.7%。
第五，勞動力與就業結構出現新變化。國際經驗表明，所有的先行國家和地區，都曾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紅利”，由此進入了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在這一階段，發達國家積極提高人口素質,與人力資源相關的一切領域，都發生了重大調整，特別是在勞動分工、產業結構、就業結構，以及儲蓄、消費、投資、社會保障等領域發生的深刻變革。發達國家在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上，注重發展有利于增加就業含量和開發利用人力資源的領域。
最后，對外經濟結構出現新變化。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本國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依靠外來資本集聚來支撐工業化進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根據英國管理學者約翰·鄧寧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的投資發展路徑(IDP)理論，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NOI），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差額，是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因此，到達一定階段時（比如人均2000至4750美元），投資階段的轉變就成為必然選擇。而推動這一轉換的關鍵，是提高對外投資的收益率，促進本國資本競爭優勢的形成。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盈余是衡量一個國家對外經濟成熟度的重要指標。一般而言，經常收支持續保持盈余，貿易服務性收支縮小，所得收支盈余以及對外資產余額增加，表明一國正在向成熟的債權國過渡。比如，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后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中的所得收支盈余超過貿易盈余，表明當時日本對外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由“商品輸出為主”轉向了“資本輸出為主”。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進入了重要的轉折期，毫無疑問，在這個歷史關口，能否通過動力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對外經濟結構等增長格局的調整和結構轉換，跨越難以逾越的“中等收入陷阱”，將是決定中國最終是否真正邁向經濟發展更高階段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