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來中國長期持續(xù)的高增長主要得益于“要素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巨大貢獻。然而隨著這三大紅利的逐步衰減，中國主要依靠低成本優(yōu)勢的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tài)，“大進大出”式的循環(huán)發(fā)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盡頭，未來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是中國必須要面對的。
一是要素紅利的衰減。過去30年改革期間，勞動力優(yōu)勢是催生中國出口導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較低的勞動力價格和特定的經濟制度導致產出分配趨于懸殊，衍生出高儲蓄、低消費的結構特征。然而隨著全球經濟危機和供給沖擊的影響，依靠人口紅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環(huán)境成本形成的所謂“投資成本洼地”效應，逐步減弱，“低要素成本”時代一去不返。
二是市場化改革紅利的衰減。按照標準的經濟學理論，決定一國增長的不僅有勞動和資本、技術等要素，而且還有制度驅動的經濟增長。中國改革進程帶來的就是制度化變革產生的強大溢出效應。
但是從未來優(yōu)勢潛力看，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完成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確立標志著中國市場化改革對于中國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已達到頂點，未來進一步市場化所帶來的制度紅利對于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步入強烈的遞減區(qū)域。計量表明，市場化改革是3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平均貢獻率達到15.89%。但是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全面的推進，它對中國經濟增長和資源配置效率改善的作用開始步入遞減區(qū)域。其貢獻率從1990年-1999年的23.69%下降到2000年-2008年的8.56%。
三是全球化紅利的衰減。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正趕上了全球產業(yè)與貿易分工體系重組的浪潮。美國將傳統(tǒng)的制造業(yè)、高新技術產業(yè)中的生產制造環(huán)節(jié)，甚至部分低端服務業(yè)大規(guī)模向外轉移。越來越多的發(fā)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斷地納入由發(fā)達國家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鏈條中。改革開放外向型發(fā)展戰(zhàn)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國的外源性增長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對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中國外貿依存度高達60%，中國全面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
中國高達60%的外貿依存度已超過歷史上任何大國經濟的極限。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轉、全球分工體系格局日趨穩(wěn)定、中國出口產品集中度不斷上升、勞動和資源成本上升和匯率升值的壓力以及逆周期的貿易政策盛行等影響下，未來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難以維持，并將步入遞減區(qū)域，中國很難像“入世”的頭十年一樣充分享受全球化的紅利。
因此，三大紅利的衰減將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形成“倒逼機制”，隨著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份額從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8.5%左右，在步入新的發(fā)展階段后，中國增長的重心將由關注數量和速度轉向質量和效益，在經濟增長引擎轉換過程中，由于結構調整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回落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陣痛過程，但這必將是走向經濟健康、成熟的有益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