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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布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二次公開征求意見稿)》全文，再度就“新拆遷條例”立法征求公眾意見。
與第一稿相比，第二稿一個重要的變化是：第一稿第28條曾規定了行政強拆和司法強拆的并存，而本稿則在25條僅保留了司法強拆。此舉被媒體解讀為“取消行政強拆”。但是，第二稿在刪除行政強拆的同時，也刪除了對征收決定的司法裁決。第一稿第15條曾規定，被征收人對征收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由法院就是否征收進行裁決。而這一救濟在第二稿中卻被取消。第二稿第25條規定，被征收人對補償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這里必須注意，不服征收決定和不服補償決定，是兩個根本不同的問題。前者涉及到的，是該不該征收的問題。后者則是在征收決定生效基礎上，僅僅對補償的數額和方式可以請求救濟，如果沒有對不服征收決定的司法救濟，單純補償方面的救濟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個人不能抗拒被征收的命運，他所能爭執的只是賣個好價錢，那無論如何，仍逃脫不了“被”字的命運。
實際上，征收矛盾的核心并非補償過低，而是征收太多太濫，因此需要嚴格控制。一些城市，由于拆遷補償時既考慮房屋價值，又考慮居住者的戶口數，補償的數額并不低，但糾紛仍然層出不窮。可見，拆遷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權的濫用。通過司法裁決，控制征收中的行政決定權，變征收的任意與狂飆為理性與審慎，因此就成為制度改進的關鍵。這一點，是完善補償機制所無法代替的。正是在這一點上，征收決定的司法裁決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一，征收決定的司法裁決可以有效地督促行政機關減少不必要的征收。在西方發達國家，如果政府需用土地，其必須首先向房屋所有權人購買，如果協議購買成功，就不必動用征收程序，從而避免了征收的行政成本。只有當事人無法達成交易時，政府才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向法院申請土地征收裁決，由法院決定是否進行征收。并非所有的公共用地都要征收，更不是行政機關自己想征就征。我國雖無法實現由法院決定征收，但至少也應該讓法院保持一定的司法審查權。
其二，司法裁決賦予了被征收人博弈的權利，為貨幣補償的討價還價奠定了基礎。房屋的價值，無論如何評估，都是一個市場的虛擬交易價格，并不是被征收的房屋真的就被交易了。如果房屋所有權人沒有權利對抗征收本身，他在和征收者的博弈中就難逃虛弱的宿命。
其三，房屋補償無法涵蓋全部的價值，需要司法裁決加以綜合考慮。房屋本身不僅代表著金錢，還可能凝聚著歷史和傳承的感情，房屋所有權人對老屋的眷戀，對傳統生活方式的依賴，這不是單純的房屋價值評估就可以涵蓋得了的。尤其是對于那些舊屋或者房屋所有權人不享有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房屋來說，房屋的市場價格或許不大，但是，此處的土地卻有著巨大的升值空間，由于征收補償不考慮土地使用權，片面強調房屋的補償，顯然不會令房屋所有權人滿足。所有這些因素，都無法通過完善補償機制而實現，需要司法裁決從征收源頭上加以控制。
正因此，強調被征收人在不服征收決定時，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由法院在聽取雙方質證的基礎上做出征收裁決，就可以有效地防范不法征收，化解矛盾。如果說，第一稿中規定的需要被征收人多數同意，因難以操作且有多數人暴政之嫌而被取消尚可理解，那么，同樣在第一稿中被強調的征收決定的司法裁決也被刪除，就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了。它剝奪了法院司法審查的權力，卻把實施強拆的艱巨任務扔給了法院。
當然，相對于現有做法，司法強拆顯然是一大進步，它避免了目前開發商雇傭黑惡勢力拆遷等種種惡習，但是，如果行政機關仍然可以獨攬征收的決定大權，如果民眾繼續被排斥在決定之外，如果行政機關仍然可以任意做出征收決定而法院不容置喙，單純執行主體的轉移并不能改變行政強拆的性質。在現有司法難以獨立的背景下，所導致的結果或許只是，更多的法警被投入城市建設的拆遷中，更多的怨氣被從黑社會性質的拆遷公司手里投射到法院和法官身上。
如果說，過去法院還可以在征收拆遷的沖突中置身事外，這一次，法院卻實實在在地要為行政機關的行為埋單。倘如此，恐怕舊弊未除，我們的司法公信力將再次面臨嚴峻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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