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面對越來越嚴重的通脹壓力，人們對于產生通脹壓力的根源還存在爭議。爭論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堅持弗里德曼的貨幣數量論觀點，認為當前通脹壓力的主因是流動性過剩；另一類則認為是貨幣以外的原因在發揮關鍵作用，并由此衍生出糧食通脹論、輸入型通脹論和結構性通脹論等。唯有將通脹壓力的根源剖析清楚，才能正確地判斷未來通脹的走勢，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從根本上避免通脹的不斷惡化。
在我國ＣＰＩ指標中，食品類占據著３４％的比重，是占比最大的部分。而以糧食為主的食品價格快速上漲，成為當前ＣＰＩ上漲的主要因素。１１月食品類價格同比上漲了１１．７％，拉動ＣＰＩ上漲３．８個百分點，貢獻率是７４％。有觀點認為，當前糧食供求上的失衡導致糧價上漲，進而導致ＣＰＩ上升。而依據經驗，我國的糧食供求會在半年左右時間內重歸均衡，屆時ＣＰＩ會出現拐點，通脹壓力將大大化解。果真如此嗎？
糧食是食品類中最重要的部分。統計數據表明，今年我國糧食供求基本穩定，不存在供不應求局面。２０１０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預計為１０８００億斤左右，比２００９年增產２００億斤以上，從而實現糧食總產量七連增，而今年的糧食總需求為１０５００億斤左右。同時，國家的糧食儲備充裕，隨時可以釋放儲備以滿足市場需求。可見，糧食的供求格局并不是引起糧食價格上漲的主要因素。
綜合來看，當前糧價上漲主要由于以下因素：首先是糧食生產成本的上漲。今年，大多數省市都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這意味著人工工資的增加，而農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農業中勞動工資成本上升也非常明顯。另外，今年以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出現普漲局面，自然會在農產品價格中有所體現。其次，今年前７個月，整個農業處在極端不利的氣候條件下，盡管其對主要農作物產量的影響比較有限，但會令人產生秋后農產品價格上漲的預期，從而吸引更多的資金進入農產品收購、儲存、營銷等領域，使得農產品價格上升。第三，農產品價格上升給農民帶來惜售心理，部分經銷商和糧食加工企業也存在一定的囤貨行為。第四，我國部分糧食產品的自給率較低，大豆自給率只有３０％左右，植物油自給率也在４０％左右。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上漲可以很容易傳導到國內市場。
由此看來，以糧食為主的食品價格上漲并不是因為供不應求，而是由于其他商品或生產生活資料價格上漲才導致而成。糧價上漲是通貨膨脹的結果和表現，是物價全面上漲的鏈條之一，而不是物價上漲乃至通貨膨脹的肇始。
我們認為，當前的通脹壓力歸根結底在于過多的流動性。二者之間的關系可以通過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來逐步解釋。
第一個問題：流動性過剩體現在哪里？
首先，進入２０１０年以來，我國的Ｍ２增速都是相對高的。全年的廣義貨幣供應Ｍ２或將大幅上升１９％，超出央行設定的１７％的目標。其次，我國的Ｍ２／ＧＤＰ一直較高，近些年更是不斷攀升。從相對比例來看，我國目前的Ｍ２供應量約７０萬億元人民幣，是ＧＤＰ的２００％以上。相比較，美國的Ｍ２占ＧＤＰ的比例只有６０％。有不少經濟學家致力于解釋貨幣超發之謎。一些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的金融市場深化程度不夠，金融工具的種類和數量遠遠不足，不足以吸納超額的貨幣。一些人認為我國目前還處于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的階段，一些尚未進入市場進行交易的資源如礦山、土地等，需要體現出自己的貨幣價值，但在未來階段才計入ＧＤＰ，所以才形成Ｍ２／ＧＤＰ不斷升高的局面。盡管關于我國的貨幣超發有很多不同的解釋，但總體而言大家形成了一個共識，即人民幣供給存在過多的問題。
另外，根據觀察可以看到，當前我國的物價上漲不僅僅局限在食品上。近幾年，隨著大中城市房地產價格的大幅上漲，房屋租賃和居住類相關價格也在不斷攀升。在美國的ＣＰＩ統計指標中，居住類占４２．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房地產價格的波動也會按照折價率在ＣＰＩ中體現出來。但居住類在我國的ＣＰＩ中所占比重卻很小（僅為１３％），因此其價格的快速上漲并未得到充分的體現。盡管出于資產價格波動較大、很難統計等原因，國際慣例并不將房地產價格計入ＣＰＩ統計之中，但作為生活必需品的房地產價格以及房屋租賃價格的上升，也是一個反映市場上流動性狀況的很好的指標。
第二個問題，為什么出現流動性過剩？
首先，２００９年為應對金融危機實施的“保增長、擴內需”政策，出現了天量信貸。全年９．５７萬億元新增貸款，比２００８年增長了７０％以上。大量信貸使得市場上充斥著易得而廉價的資金。同時，由于對經濟增長不確定性的擔憂，自２０１０年以來，我國一直堅持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進入下半年，盡管經濟增長勢頭較為強勁，但為了適度降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我國主要側重于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來收緊流動性，遲遲不愿加息。１０月２０日的加息是三年以來的首次。而自去年開始，一些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小的國家已陸續加息，開始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可以較有效地凍結商業銀行的儲蓄存款，但一年期存款利率真實值為負值導致居民的存款縮水，導致儲蓄存款大規模從銀行向股市和樓市搬家。
其次在于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的零利率政策。由于經濟復蘇緩慢，美歐等國一直實行接近于零的利率政策，美國還先后實行了兩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我國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被認為是過剩美元的首選之地。美元通過各種渠道涌入我國市場。近幾個月關于熱錢在香港集聚，伺機進入大陸的報道更是印證了這一判斷。外匯儲備快速增加使得我國的外匯占款大幅上升，而由于未能很好地沖銷，使得貨幣供應出現過量現象。據不完全估計，外匯占款被沖銷的比例僅在三分之二左右。
第三個問題，流動性過剩是如何轉化為通貨膨脹的？
關于通貨膨脹的起因，西方主流貨幣政策理論中廣為信奉的是弗里德曼的貨幣數量理論。但在我國，卻衍生出種種不同的理論來，包括成本推動型、需求拉動型、結構型、輸入型等。近兩年，人們也開始逐步認識到通貨膨脹預期對通貨膨脹的推動作用。但實際上，以上種種類型，都脫不了弗里德曼理論的窠臼。
所謂“成本推動”，一般指工資上漲或初始原材料價格上漲，而這二者可能已經是隱性的通貨膨脹壓力顯性化的結果，后者則是過多的流動性所推動的。“需求拉動”中的需求，是有購買力支持的真實需求。也就是說，無論是投資需求還是消費需求，都有流動性的支撐。“結構性通脹”更是近幾年出現的一個新詞，其實是一個無意義的創造。試想，貨幣如水，央行超發的貨幣總是會先進入某些行業、某些社會群體的手中，體現為與這些行業、群體相關的商品價格上漲，隨即過剩的流動性開始向各行各業蔓延。一些處于貨幣流通末端的行業，其產品價格上漲自然會滯后，從而體現出結構性不均衡特征。對于“通脹預期”來說，人們產生一致而強烈的通脹預期的理由，同樣是對貨幣過度供給的預判和擔憂。
流動性過剩并不必然立即體現為通貨膨脹。我國在進入新世紀的前幾年曾出現“高增長，低通脹”的局面，表明如果經濟增長能夠化解和吸納新增加的貨幣供應，則可以實現低通脹下的經濟增長。而如果流動性過剩通過成本上升、需求擴大、通脹預期等途徑體現出來，則最終會體現為物價的普漲，只是上漲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如果不能認清物價上漲背后的真正推動力，還在用結構性等表象原因來解釋，可能流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結果，不僅于事無補，反而錯失應對通脹的大好時機。
自１０月份ＣＰＩ超過４％以來，中央政府密切關注通貨膨脹走勢，并采取了積極的措施來干預物價。幾大部委從１６個方面著手，通過加大農產品供應、降低流通成本、打擊各種違規行為等措施，來降低物價上漲壓力。這些措施可以產生短期的效果，但長期效果非常有限。而且政府過多地干預市場可能導致價格信號失靈，在保護了市民等一部分群體利益的同時，損害了糧食生產者的利益。另外，既然食品價格上漲并不是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將注意力過多地集中在抑制食品價格上，只會隔靴搔癢，徒勞無益。
而在抑制食品價格過快上漲上，應該看到，居民直接感受到的是超市或其他銷售渠道銷售的成品糧價格上漲，而實際上原糧價格仍處于很低的水平，大部分的價格上漲體現在流通和銷售環節。這從前些天中儲糧拍賣儲備糧流拍可以得到佐證。因此，今后行政手段的著力點仍應放在流通環節和擴大儲備投放上，不能人為地限制和降低糧食、蔬菜等農產品的收購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