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留給中國人最深的記憶恐怕是通貨膨脹、資產泡沫、不為調控所動的高房價……近日的兩組數據也尤為受到關注，11月份中國70大中城市房價同比上漲7.7%；另一組是中國的百萬資產家庭已躍居全球第三，這兩組看似沒有聯系的數字告訴我們怎樣一個事實？
當前中國經濟不僅經歷著市場的初次分配和政府的再分配，還經歷著房地產所帶來的第三次財富分配。房地產產生的財富再分配和轉移遠遠大過工資性收入的積累，而由財富效應所帶來的房價上漲動力也絕不亞于剛需的推動力。與其他商品不同，住房是兼具消費和投資雙重屬性的一種商品。當住房作為消費品時，以消費為主的住房市場上房屋的供給與有效需求是決定市場價格的基礎；而當住房成為投資品時，作為財富持有形式的住房投資需求主要取決于個人的財富數量、住房投資相對于其他資產的報酬和投資住房的實際報酬。住房的投資需求對于貨幣、資本、土地等市場的變化非常敏感，一旦住房成為投資品，那么投資品的價格就不遵循一般商品的供求規律，投資品市場沒有均衡點，不存在均衡價格，只要有現實的貨幣流和潛在的收益預期，投資需求就會不斷增加，價格也就越長越高。
由于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消費結構具有有效需求的過度集中、需求強度與購買力層次明顯脫節的特殊性，進一步擴大了不同收入階層在財富創造和財富積累上的差距。這是典型的“馬太效應”：反映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贏家通吃的經濟學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當“馬太效應”體現在房價飛漲的市場環境中，房價和財富互為推手、彼此促進，因而，飛漲的房價已經成為中國國民財富結構兩極分化的最重要的催化劑。房地產的財富效應不僅加大著高檔住房家庭、普通住房家庭與無住房家庭之間的貧富差距，也會將這種財富積累一棒接一棒的繼續“傳遞”下去，從而造成“代際之間”的不公平，這樣“富二代”就可能不斷的演化，變成“富三代”、“富四代”……而那些無力支付住房沉重壓力的就可能變成“窮二代”、“窮三代”……
如何避免這種財富分配失衡的“馬太效應”不斷激化，發達國家主要是依賴稅收對財富分配的糾偏機制。在發達國家，遺產稅、不動產稅、固定資產稅等對財富分配的調節稅收體系已經相當成熟，在享受資本利得的同時需要付出成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中國財產稅類比重偏低，特別是對有產群體的財產征稅顯得很大的不足，累退性特征比較明顯，基本無法實現稅負在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的作用。
“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的發展重心由追求效率轉向注重公平，由關注財富增長轉向關注財富分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征收帶有“均貧富”性質的房產稅不但要征，而且要征得科學；不僅要征房產稅，而且包括遺產稅、贈予稅等在內的財產稅體系也需要逐步成熟，完善起來，讓它們在扭轉財富分配失衡方面發揮更大的杠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