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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時間，物價上漲偏快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重大問題。為避免出現嚴重通貨膨脹并對經濟和社會造成沖擊，我國政府迅速采取對策，打出了綜合治理的政策“組合拳”。這些措施正在收到成效，肉、蛋、蔬菜等居民生活必需品價格趨穩。
我們在治理物價過快上漲時應認識到，采取行政性手段是必要的，特別是公用事業如水電氣等是否漲價就應該由政府部門來抉擇，但如果以為通過價格檢查、禁止提價等手段就能夠抑制一般商品（而非公共產品）價格上漲，就有失偏頗了。既然“通貨膨脹是貨幣現象”，那么應對通貨膨脹的關鍵無疑是貨幣政策等經濟手段。如果說通貨膨脹是一鍋滾開的水、抑制通貨膨脹是讓開水降溫，那么，行政干預好似揚湯止沸，可以短期見效、救一時之急，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使水溫降下來并不出現反復，則須釜底抽薪，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譬如，限制大白菜價格只會使其他蔬菜價格更高，進而形成對大白菜的更大需求。
這就是說，行政性的價格控制不可能消除出現通貨膨脹的根源。按照經濟學定義，通貨膨脹實質是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通俗地說就是錢太多了。雖然通貨膨脹又可區分為需求拉動、成本推動等多種類型，具體形成原因也頗為復雜，但其要義是不會改變的。我國此輪物價上漲，一個重要原因也是貨幣太多了。前兩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遏制經濟下滑，保增長、保就業、保民生，我們必須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大貨幣發行和信貸投放。同時，在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外資大量流入、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等成為影響國內物價上漲的外部因素。實際上，外資流入加劇物價上漲，也是通過對沖性貨幣發行實現的；至于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一定程度上也是過多貨幣（當然包括國際投機貨幣）追逐的結果。可以說，這一輪物價上漲主要是貨幣因素造成的。因此，從根本上治理物價過快上漲，就應當采取貨幣政策手段，通過調整利率、貨幣發行、信貸規模等手段控制流通中的貨幣量，進而改變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使經濟適度降溫，讓通貨膨脹之水慢慢冷卻。近一個時期，我國連續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已初見成效。
從更深層次看，由于我國經濟高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投資帶動的，這種高投資很大程度上又是依靠政府支出（基礎設施投資等）和人為壓低資金價格（低利率）兩個輪子來支撐的，因而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問題。一旦經濟降溫，房價地價下跌，依靠賣地收入投資基礎設施的政府支出輪子就會轉不起來；而一旦利率由負轉正、投資和消費預期改變，第二個輪子也將失去作用。經濟降溫后，高增長格局下掩蓋的諸多不良后果就將顯現，這樣的增長格局不可持續。也就是說，在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如果要使過去的高增長成為有效增長，就需要一直按這個路子持續下去，自我復制、自我擴張。否則，不僅未來的高增長不可期，就連過去的增長也會遭到“反攻倒算”。這是一些地方政府必須維持高增長、忌憚經濟降溫的一個原因，也是“寧要通貨膨脹，也不要失業蕭條”的背后原因。
中央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正是要改變這種隨時可能跌落的“刀鋒上的增長”，使經濟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而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應容忍經濟增長率的適度降低。這既不妨礙我國仍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又可以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造條件，緩解資源、環境、勞動力等方面的緊張局面，從而對物價過快上漲起到釜底抽薪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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