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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上周六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11月份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升5.1%。單從這一數字本身來看，或許還未超出一些經濟學家心目中的“溫和通脹”區間，尚可聊以自慰；但考慮到今年7月CPI環比上升不過3.3%這一事實，公眾有理由擔憂：短短幾個月時間，通脹不僅真的“狼來了”，而且來得如此之快，甚至隱隱然有升級為“出籠猛虎”之勢！
通脹這種奔騰速度其實是符合經濟學常識的：一旦通脹將要形成或已經形成，它就絕不會靜止不動，而是有著“自我實現”和“自我強化”的自身演化邏輯和內在驅動力。
事實上，決策層和央行對于本輪通脹的來襲并非毫無預警和心理準備。自去年10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首次提出“管理通脹預期”以來，央行多次公開宣布，將采取多種措施“管理好通貨膨脹預期，防止價格總水平過快上漲”。然而，遺憾的是，2010年我們未能“管理”住通脹預期，目前的通脹沒有止步于預期階段，而早已“自我實現”為物價全面上漲的既成事實。盡管央行今年連續六次上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多次采取公開市場操作來凍結流動性，并在10月份小幅提高存貸款利率，但總體上效果乏善可陳。
可以說，2011年中國經濟將面臨更為沉重的通脹壓力已無懸念。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突出強調了明年將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來應對通脹。對于央行而言，接下來最大的考驗在于，如何阻擋通脹的“自我強化”和“自我加速”進程。
從最近20年央行治理通脹的成績來看，應當承認，除1993-1994年那次漲價潮略有驚瀾外，總體表現還是令人放心的。即便是在2007-2008年這樣的全球大通脹中，中國也領先歐美國家，以較快速度實現了物價總水平的回歸。當然，這一是因為中國在國際價格與國內價格之間、工業品價格和消費品價格之間筑有若干道防火墻，緩沖了外部通脹的輸入速度；二是央行時隔多年，重新祭出了信貸總量控制這一看似落伍、實則強大的“法寶”。
由于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等數量型工具的操作空間和實際作用有限，理論上，2011年上半年央行很可能繼續復制2007-2008年的經驗，更多地借助利率工具和信貸控制雙管齊下的辦法來試圖擒住通脹這只出籠猛虎。但在全球經濟復蘇基礎不穩固和各國貨幣政策不同步的大背景下，其實并不那么容易。
其一，在歐美保持低利率不變的情況下，中國要想保持獨立的貨幣主權、自主決定加息進程，必須在心理上摒棄被貨幣政策調整與人民幣升值恐懼自我捆綁這一沉重的十字架。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在拉大與美歐利差的同時，加強對“熱錢”流入的控制，包括引入無息準備金、規定流入資本最短停留期限等臨時管制措施。
其二，無論是加息還是收緊信貸，不可避免地會對投資產生擠出作用，從而沖擊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受影響最為直接。因此，如何讓政策副作用最小化，避免對弱勢企業的傷害，央行必須有所考慮。當然，無論是持續加息，還是信貸控制，都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虎狼藥。那么，我們是否還有更好的辦法呢？
傳統上，中國治理通脹，往往循著一條“自上而下”的路徑，即決策層和央行拍板、金融機構和各級地方政府層層落實。但從2010年“管理通脹預期”的實踐來看，其效果并不理想。對預期進行管理這一思路本身沒有錯；錯的是，并沒有真正從公眾的角度，去理解他們對通脹的理性預期和對政策效果的真實評價。例如，由于房價調控重磅政策遲遲無法出臺，導致公眾對地方政府控制房價的態度心存懷疑，于是諷刺的一幕出現了：在中國房價宏觀調控的大環境下，過去三個月7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依然在逆風飛翔。
因此，要想遏制通脹加速，最關鍵的環節還在于，讓公眾相信央行、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關于控制物價的政策承諾是可信的。換言之，要通過“自上而下”的決策與“自下而上”的反饋這兩個層面的互動，去實現這一目標。
例如，中央政府可以向公眾證明，在經濟增長和抑制通脹兩者之間愿意做出權衡取舍，放棄部分GDP數字以換取CPI增速的減慢；此外，考慮到高通脹會刺激“買房抗通脹”及高房價反過來推動通脹進一步飆升的惡性循環，地方政府更應當用房價數字說話，向公眾展示其調控房價的努力和成效，并使之成為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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