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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公務員錄用考試十分火爆，輿論頗多負面議論，比如有人說，“公務員熱”會阻礙中國發展。對此，國家公務員局考試錄用司負責人辯解說：公開考試錄用公務員，就是給所有人以公平競爭的機會，確保把優秀的人才招進國家機關，為國家經濟建設發展服務，這只會促進國家的發展，何談阻礙中國發展呢？
我們認為，這樣的辯解站不住腳。
暫且不論歧視之嫌，讓我們承認人與人之間在智力、能力上確實存在差異。那么可以說，在幾乎所有國家，最優秀的人才大體上不在政府機關，而在政府之外。這樣的事實其實可以轉換成一個關于社會治理的規范性命題：一個治理優良的國家，最優秀的人不應當全在政府機關，而應當在社會各個領域中。這應是社會成員能力的合理配置原則。
一個國家要維持其繁榮，要向前發展，就需要生產財富，需要教育、科學、學術等事業。它們就是繁榮與發展本身。如果國家是個生命體，它們就在生產和輸送營養。一個國家要想肌體健康、健壯，就需要其社會中最優秀的成員從事這類創造性、生產性活動。
這類創造性、生產性活動要順利進行，需要很多條件。這包括有一個有管理能力的政府。政府可以執行正當行為規則體系，這有助于維持和平的社會秩序，從而可以降低人們進行合作、交易的成本，提高人們從事創造性、生產性活動的效率。
但無論如何，對于一個國家的身體來說，社會成員的創造性、生產型活動才是生命之本。歸根到底，政府不能夠創造、生產國家這個生命體維持其生存、發育所必需的一些東西：比如，它不能生產出汽車、電腦，也不能生產出小麥、大豆。政府的作用只能體現為向從事創造性、生產性活動的人們提供必要的、恰當的服務。
從這個角度上看，政府不全需要一流人材。一流人材的特征就是具有較高創造性，而從事創造性、生產性活動恰恰就需要創造性。這樣的人進入創造性、生產性領域，不僅自己的人生價值可最大限度地實現，也可以增進社會的利益，健壯國家這個生命體。至于政府官員的活動，在正常情況下，不過是在法律和給定的制度之下按部就班。從事這樣的工作，很多時候不需要創造性，用不著具有創造性的人承擔這樣的工作。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不少優秀人士脫離權力領域，轉向商業、文化等領域，從而有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社會繁榮，盡管政府一枝獨大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觀。新世紀以來又出現了明顯的逆轉，日趨嚴重的“公務員熱”顯示，社會上最有才能的人再度迷戀政府。
這樣的趨勢與經濟領域的“國進民退”互為表里。這兩種現象其實都意味著，社會成員從事創造性、生產性活動的成本在上升，空間在縮小。或許可以推論，國家這個生命體所能獲得的真正有益的營養，近些年來正在減少。而妨礙了這些營養的生產，截流、汲取了這些營養物的人，正是部分政府官員。也正是這一事實，推動了高燒不退的“公務員熱”。
換言之，從某種程度上說，公務員熱反映了一個殘酷的現實，人們也早就敏銳地知道了這個現實：部分官員可以濫用權力，獲取巨大個人利益。比較各個行業，公務員的名義工資絕不算高。那么，人們何以狂熱地報考公務員，甚至不惜花費巨資成為公務員或尋求升遷？顯然是為了獲得名義工資之外的金錢或實物收入，這其中既有因制度不健全而獲得的灰色收入，也有踐踏制度而獲得的黑色收入。
當然，部分官員之所以能夠這樣做，皆因為政府的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監督。古往今來，當政府權力未得到有效約束的時候，權力給個人帶來的利益就會超出其他領域，大量優秀人士就會涌入政府，從而對社會的創造性、生產性活動產生擠出效應。更進一步，這個時候，進入政府的人越優秀，權力敗壞的程度可能就越嚴重。因為，在權力不受制約的時候，官員們的聰明才智不會用于服務社會，而會大量用于為個人尋租。也就是說，它有可能對社會中勉強維持的創造性、生產性活動造成妨礙、傷害。“公務員熱”的另一面一定是，公務員偏離其服務社會的本分。
因此，“公務員熱”是政府權力畸形膨脹的產物，從而讓國家這個生命體的生命力枯萎。因此，不管什么時候，不管什么國家，“公務員熱”都清楚表明：國家病了。明智的態度是趕緊醫治。如果諱疾忌醫，甚至把局部的畸形膨脹當成身體健壯的表征，病情只會加深，以至于病入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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