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備受矚目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的前一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釋放出了明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信號，強調將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筆者以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有效化解流動性壓力，實現通脹預期管理目標，是貨幣政策走向穩健的主導因素和必然選擇。
隨著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執行到了尾聲，相關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包括京滬高鐵等大手筆項目，都已建成或正在收尾，寬松貨幣政策的依據逐漸消失，邊際效應遞減，歷史使命趨于完成。過剩流動性和過量貨幣供給，就會面臨“蓄水池”不足之困境。流動性一旦沖出池子而去，物價和通脹都會成為流動性泛濫之地，通脹預期管理就面臨“洪水”過境難以收拾。當然，管理通脹預期最好的辦法，當是“開源節流”。也就是說，一要在源頭上下大工夫，比如新建改建一批蓄水池，給無孔不入的流動性以容身之處。貨幣政策轉型為穩健，正好是針對性極強的源頭之策；二要在節流上做大文章，從流量上調節貨幣增量，給信貸投放安裝控制龍頭，限制商業銀行突擊放貸沖動。這些金融政策，既包括數量性干預工具，也包括價格指導性工具，都可用來節流貨幣。在實際的具體執行過程中，當然要視當時具體的經濟形勢和政策目標而定。因此，當前加強流動性管理，瓦解物價上漲的趨勢，減輕通貨膨脹的壓力，必然是貨幣政策的重要任務，或者說成階段性的首要任務。這也是貨幣政策轉向穩健，而財政政策依然保持積極的根源之一。
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轉向穩健，既是經濟穩步復蘇的社會發展需要，也是貨幣管理回歸常態的必然邏輯。在經濟轉型調整結構的關鍵時期，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創造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金融基礎，有其產生和形成的科學合理性因素，但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并滋長通脹預期。這種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可持續的特點，注定了寬松貨幣政策具有門閥上限值，一旦接近或超越這個極限，轉向就不可避免。某種程度上，貨幣調節政策被打上了周期性的烙印，伴隨著經濟調整轉型的周期性低谷，貨幣政策開啟了副周期之門，起始于適度寬松的貨幣供給，然后過渡到穩健的貨幣常態，終止于經濟過熱的貨幣從緊，最后又回到適度寬松的運動起點，最后當經濟完成一個周期性運動，貨幣政策就完成了一個伴隨經濟周期的副周期性運動。此時，就是通過主動降低金融快車的速度，以更加平穩的管理和調節，讓金融業和金融政策回歸常態和銀行本位的時候了。這也正是央行胡曉煉副行長日前表態，“貨幣條件回歸常態主要表現”的題中應有之義。
其實貨幣政策的轉變今年初起就開始了過渡。據央行的最新數據，今年前十個月新增貸款規模接近7萬億，月平均量化數值達到7000億，據此推算全年數值有8.4萬億之多，而10月加息和11月兩度調高準備金率這三次貨幣政策調整，平均每次都要吸收和凍結3000億流動性，那么年底貨幣政策舉措就有可能沖減貸款規模約9000億，進而全年實際貸款規模可能有效控制在7.5萬億左右。如此，今年的信貸規模就比去年縮減了21.79%，假設穩健的貨幣政策也包含穩健的貨幣緊縮比例，那么明年信貸規模或將是今年的78.21%，即5.8655萬億左右。這一數據相對于2009年減幅高達3.7245萬億，幾乎占今年7.5萬億規模的49.66%。
數據分析結果說明，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轉向為穩健貨幣政策，2010年是承上啟下的一年，承擔了金融政策“調結構”的關鍵角色。筆者認為，無論宏觀經濟研究者、還是經濟實務分析師，要清醒地認識這種轉向的背景，特別是這次穩健貨幣政策與歷史上穩健貨幣政策存在的不同外延。
自然，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向穩健的轉型，將貫徹央行一貫的宏觀審慎原則，絕不會是一剎到底的“急剎車”，而是精準控制節奏的高頻“點剎車”。這種藝術化、高超的金融管理手法，國人已在11月19日二度調高準備金率中見識到了。那次貨幣政策微調距離10月19日加息剛好足月，貨幣政策短周期高頻率微調，政策出現了短期化的靈活傾向。但是，筆者也認為，若是短周期、高頻率地采用臨時政策干預，勢必將打破貨幣政策的長期性，對央行的權威性會造成不利影響，導致其金融管理能力相對弱化，使得運用金融數量工具抑制物價不但成本上升，而且也導致貨幣政策發揮作用時間縮短。這是應該格外小心的。
貨幣財政政策重新合理組合，“寬財政緊貨幣”的內涵協調性道路，顯示出宏觀調控目標“一穩一松”的搭配格局，貨幣調控將面對更為復雜的新考驗。由于穩健貨幣政策即將接替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進入執行期，而管理通脹預期需要過量流動性結構退出資產價格等領域，社會中發展經濟的投資性資金需求，以及資本市場創新性金融投機性資金需求，都將面臨一定程度的資金短缺和饑渴癥，尤其習慣于貨幣拉動形態的那些經濟結構，將面臨較大的資金和轉型壓力，比如像資金密集型行業房地產等。如果產業和企業能迅速適應貨幣政策的轉變，能快速調整經濟結構，并在生產方式轉變上下功夫，將會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