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提出：“公募基金改革的方向不在于‘革故’，而在于‘鼎新’。”這個說法聽起來很好聽，似乎很看重基金創新，可細一回味卻著實讓人費解：公募基金的一系列問題既然無不由于體制性的糾結而不得不需要改革，那不“革故”又何以“鼎新”？
如果起個新名稱也可以算是“創新”，這幾年，我國公募基金或許真可以說得上是“日新，又新，常常新”了。不過，讓人遺憾的是，新名稱新基金的不斷出現除了意味著基金規模持續不斷的新擴張之外，不僅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基金管理費向上，投資收益向下”的基本特征，反而使得“‘排名戰’你死我活，‘跳槽經理’越來越多”的亂象愈演愈烈。這足以說明，光有形式上的表面化創新，解決不了現有公募基金根深蒂固的體制性頑疾。對于公募基金，需要的不是不痛不癢的技術性改良，而是“傷筋動骨”的體制性改革。也就是說，不痛下體制性改革的決心，也就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創新。
本該以“專家理財”為立身之本的公募基金，之所以只有“靠天吃飯”的本領，避免不了周期性虧損的厄運，顯然不能光從資金管理或人才管理的因素方面去找原因。公募基金現在不發行則已，一發行就是幾十上百個億，其融資優勢顯然不是私募基金所可以比擬的，可見它缺的并不是資金。以人才而論，公募基金也許可以說得上是中國基金業的“黃埔軍校”。只不過公募基金的人才留不住，即使有了人才也不容易發揮出好的作用，原因并不在于沒有一種私募基金那樣的考評和激勵制度，使得基金經理業績與收入形成巨大的反差，而是在于在借助體制性的優惠照顧取得了得天獨厚的壟斷性市場資源配置優勢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接受了與生俱來的體制性制度藩籬的局限。
被賦予了“市場穩定器”的歷史使命，或者就是中國公募基金所具有的與眾不同的體制性特征的深層次原因。而國有金融公司對基金公司的過度壟斷，不能體現基金市場的充分競爭，則是公募基金目前在其運行機制上往往落后于私募基金的主要癥結所在。
現行制度規定基金公司按規模提取管理費，利益驅動使得基金公司不能不爭先恐后上規模；而發基金上規模的先決條件并不是業績而是排名，這就使得基金公司不可能不把排名放在第一位。既然可以靠爭排名、上規模換來可觀的無風險管理費收入，提高投資業績，那做好客戶服務自然也就等而次之，進而可以被忽略了。在這種情況下，基金規模越大，往往越會放大現行基金管理費制度下的價格壟斷、權利和責任不對稱、收益與風險不對稱等弊端。在這里，代表著資源錯配意義的“公”字，在某種程度上與其說是公募基金的長項，還不如說成了它的短板。
由于公募基金的弊端主要不是表現在資金運作水平和創新能力的不足，而是體制性制度弊端的局限和制約，因此，公募基金的改革，筆者以為，絕不是像“向私募基金看齊”那么簡單。要走出現行制度體制性局限的“圍城”，
公募基金改革決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一味地“頭痛醫頭，腳痛治腳”。如果不能以市場化、法治化為方向，以發行體制、公司治理機制為突破口，大刀闊斧地推行基金體制的市場化改革，那么，“不在于革故而在于鼎新”的所謂公募基金改革，不要說不可能真正做到“向私募基金看齊”，即使從形式上勉為其難地去看齊，至多也就是又重新回到以往那種越改革越“四不像”（即貌似市場化又不是市場化、貌似創新又只搞小創新而不敢大創新、貌似強化監管又不講法治化、貌似國際視野又不想真正接軌國際市場）的老路上去而已。
筆者認為，在基金體制上，只有是不是更有利于市場競爭的區別，沒有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何種體制更好之分。因此，基金發行制度改革的方向，只能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化，最終由現行的審批制改為市場化的注冊制。這就要求堅決改變公募基金“一基獨大”的局面。在還給陽光私募基金以合法生存的市場地位的同時，也應當允許民間資本參與組建和控股基金公司。至于基金的管理形式，也有必要引進國際市場通行的公司制模式，由獨立董事和職業經理人為主體構成更適合市場化運作的全新的信托方式。只有這樣，基金產品的發行才有可能在滿足市場對投資理財產品需要的同時，更好地體現投資工具的更新和盈利方式的創新。基金經理評價體系只反映基金和基金公司大股東利益而不體現基金投資者和持有人意志的模式，也才有可能真正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