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2010年只剩下最后一月了。回顧過去11個月中國經濟的整體表現，盡管有諸多值得檢討之處，但在全球經濟復蘇基礎不穩固，美歐經濟起伏不定，主要大國不時祭起以鄰為壑經濟政策的背景下，中國經濟能保持相對穩定實屬不易。盡管10月以來超出預期的物價上漲幅度令人再度擔憂通脹腳步的來臨，以至于有經濟學家警告中國已進入通脹時代。但以今日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水準，目前的通脹勢頭當不至于失控。
曾令新興經濟體國家頭痛不已的通脹，毫無疑問將是明年中國經濟政策的關注焦點。既顯示新興經濟體在追求較快經濟增長過程中對貨幣的旺盛需求，某種程度上也是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寬松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在中國的表達。不過，從造成本輪物價上漲的成因來觀察，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還在于中國經濟發展引致對大宗商品的天量需求以及由于相關領域改革滯后導致資產投機活動的興盛。因此，在明年的經濟政策選擇中，決策層不應以簡單的貨幣政策收縮來應對通脹勢頭。當前亟須破解的是，如何在推進整體改革中避免出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相互制約，以及理性經濟政策執行過程經常出現的偏離。
筆者多次說過，像中國這樣處在高速發展中的巨型經濟體，如果沒有建立一種能使經濟保持持續活力的增長機制，僅僅借助“見招拆招”式的調控，至多只能解決表面問題。誰都知道，今日中國經濟領域的諸多嚴峻問題，是長期積累矛盾的總表達。如果說，過去三十年里，中國以“全民補貼生產”的增長模式還有相當的工具價值，發揮低成本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亦是快速提升中國競爭優勢的優化選擇；相應的，依靠投資和出口支撐的經濟增長方式成為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當中國經濟規模已躍上5萬億美元的臺階，并初步具備了經濟轉型所需要的相關物質條件之后，過去這種低效的發展模式已到了非轉變不可的程度了。盡人皆知，依靠政府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以犧牲經濟轉型為代價的。盡管在“十二五”規劃中將實現經濟戰略轉型視作頭等大事，但筆者依然擔心，如果既有政績考核體系不發生根本轉變，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將很難避免。加上影響力愈來愈大的利益集團的游說，很容易造成各級各地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極有可能為了短期的社會穩定而犧牲經濟轉型的大局。
從增長的階段性意義來看，中國主要依靠資本投入拉動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難以持續。尤其當中國的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中國經濟的增長率肯定會像發達國家那樣經歷增速下降。未來十年，如果中國經濟能順利轉型，切實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年均7%經濟增速的福利效應，一點也不會比低效率的9%的福利效應差。有鑒于此，中國既要積極提高勞動力與資本積累，更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理應切實提高投資質量和資本積累的有效性，將經濟增長的重心轉到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上來，以給資本尋找新的投資渠道和創造新的需求。
另一方面，要避免日本式衰退在中國上演，除了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與提振內需等方面須有真正突破之外，還必須下大力氣治理內部經濟失衡。筆者的一個擔心是，假如這輪通脹勢頭演化成為經濟領域里的突出矛盾，假如通脹治理的相關政策失效，則政府為了遏制通脹勢頭有可能對經濟強行降溫。屆時，通脹之“虎”盡管順服了，但經濟的迅速冷卻有可能使政府再度對經濟進行熱啟動。若如此，依靠超預期的信貸刺激又將成為政府的優先策略選擇。而如果沒有均衡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超預期的信貸刺激規模帶來量的擴張，不僅難以避免投資效率低下，進一步加劇經濟失衡，更有可能引致資產泡沫的破滅，使經濟跌入惡性循環的怪圈。
決策層還需正視的其他約束條件是：由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不多，民眾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欲望長期以來難有實質性改觀。而由于民眾消費的產品高度市場化，尤其是作為重要消費對象的住房，價格高度市場化，形成了民眾的實際購買力與居高難下的房價之間的巨大落差，從而大大抑制了內需的啟動。因此，作為關鍵領域改革的突破口，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必須真正做到由市場來決定價格，反映這些要素的機會成本。
明年，既是“十二五”發展規劃的開局之年，又是中國經濟開啟戰略轉型迎來下一個增長周期的關鍵之年。中國經濟既要保持適度增長，又要精準拿捏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更要通過良好的制度設計與關鍵領域的改革突破，切實糾正長期以來對投資、出口與貨幣投放的偏好，以釋放下一輪經濟增長的新能量。
盡管從政策執行的周期來看，中國經濟要實現全面戰略轉型，即：從資本與外需驅動的成本推動階段向技術與消費驅動的內生性規模報酬遞增階段轉變，僅僅用“十二五”這個周期是難以完成的，或許需要十年乃至更長的時間；但制定并落實經濟結構調整時間表，盡快擺脫既有經濟增長方式的“路徑依賴”。加強統籌協調，避免發改委、央行、銀監會、財政部等部委在政策制定與實施過程中的“合成謬誤”，卻是提高政策執行效率的當然之舉。需要配套的政策還有，督促地方政府切實執行經濟轉型方案，解除各級各地官員的GDP情結，真正從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著力改善民生福祉的角度謀求“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的發展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