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務院近期開始啟動的“臨時性價格干預”舉措來看，目前中國的通脹趨勢不容樂觀，需要緊急措施來遏制物價的快速上漲，尤其在目前全球流動性泛濫的情況下，輸入型通脹讓我們很難找到一劑靈丹妙藥來解決“綜合通脹”。
從以往西方國家治理通脹的經驗來看，無非就是緊縮貨幣、緊縮財政，實施總需求管理;或者實行總供給管理，通過提高生產率、減稅等措施來降低生產成本，以增加產出的方式來平衡過多的貨幣供給量；要么就以收入管制的方法來穩定物價，比如強制控制職工貨幣工資增長要與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增長一致；另外一種就是價格管制，通過反壟斷法來制止定價過高和哄抬物價的價格操作行為。
對于日益膨脹的物價，我們究竟應該采取哪種措施?
讓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雙緊”？顯然不符合中國經濟當前的形勢。于是，有人建議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明年應定調為“松財政、緊貨幣”，讓財政來承擔保增長和保穩定。但如果緊縮了貨幣，會讓國內的民營、實體經濟更加困難，而財政擠出的“國進民退”現象會更加嚴重。況且，緊縮貨幣抑制通脹是建立在“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貨物）的邏輯基礎之上，現在的實際情形是產能過剩、需求不足、流動性泛濫和輸入型通脹共存的局面，簡單依靠緊縮貨幣的方式根本解決不了通脹。并且，在全球量化寬松的大環境下我們采取逆勢緊縮的貨幣政策，會讓中國淪為全球套利資金的“熱錢池子”，從而這些巨額增長的外匯占款又迫使央行發行更多的基礎貨幣來對沖，中國緊縮的結果就成了“內緊外松”，會“緊”死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和實體經濟，反而會讓股市、樓市等資產領域的價格泡沫越來越大。
在中國實施全社會的工資管制也未必有效，因為中國的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比較嚴重，少數人擁有大量的財富，實施工資管制只會讓工薪階層在通脹中更痛苦。況且，“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居民收入要與經濟增長同步，顯然收入管制有悖于這種精神。而且通過壓榨低收入者也根本解決不了通脹問題，反而要對低收入者給予通脹補貼，同時要盡快改革收入分配體制，盡早理順工資與價格的市場關系。
對于中國這個行政執行力比較強的國家，實施“價格管制”可能效果會比較明顯，但這治標不治本，只能起到短期抑制價格的作用，而造成價格上漲的因素并未消失，同時也會損害市場運行機制，給日后留下諸多后遺癥，如果拿捏不當將有可能會“把聾子治成啞巴”。
而中國此次選擇“臨時性價格干預”，是在確保供應、實施補貼與價格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加強監管市場秩序等綜合措施下，而且是以“臨時性”身份出現，所以我們不用過度擔憂“臨時性價格干預”會回到計劃管制。但我們希望，“臨時性價格干預”在干預的過程中不要走形，防止淪為權力尋租的新工具。因此，在“干預”的過程中應該慎之又慎，要有針對性地干預過度、過快的不合理漲價行為，不宜大面積“管制”，一旦商品價格上漲恢復合理速度就應該立即解除干預。
有很多人不贊成對農產品價格實施“干預”，他們認為農產品價格上漲可以惠農和補貼農民收益。但據我們觀察和調研，農產品價格短期暴漲其實農民不但拿不到太多的好處，反而有可能會成為“價格幻覺”下的受害者，現在很多炒作農產品的財團已經控制了上游和下游渠道，他們事先低價囤積(比如大蒜、綠豆等可儲藏的農產品)，然后通過輿論渲染通脹、故意減少市場供給量和采取批發對敲等“做市”手法故意制造稀缺，從而哄抬價格。很明顯，在這個漲價過程中，只有“坐莊”的人得到好處，而農民在漲價中很難得到好處，反而在虛幻的價格指示下，農民又開始大面積、盲目地增加種植“高價格”的農作物，結果在第二年會制造更多的產能過剩，價格又會出現大跌，顯然農民是農產品價格暴漲暴跌的受害者。當然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也是通脹和物價快速上漲的受害者，當務之急除了給低收入者實施消費和價格補貼之外，對惡意炒作、壟斷的合理干預，也是維護市場公平之舉。
除此之外，調整CPI的權重構成也迫在眉睫，否則不合理的CPI會誘導全社會漲價。目前食品類權重(2009年食品類在CPI中的比重為32.79%)在我們的CPI構成中占大頭，但這種結構已經不符合當前的經濟形勢和家庭支出，應該降低食品類權重，適當地提高居住類、醫療保健類、娛樂教育文化類價格的權重，以更有效地體現全社會的物價總水平，避免誤導宏觀決策部門和各類經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