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的烏云似乎漸行漸近。
無論是官方公布的10月份CPI數據，還是坊間新近流傳的“糖高宗”、“蘋什么”、“棉里針”等黑色幽默，一切都指向一個事實，那就是物價上漲的壓力在加大。
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有句名言：“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本輪物價上漲似乎驗證了這一判斷。除了自然災害頻發等因素外，過于充裕的貨幣正是價格上行的重要推手。
兩年來，銀行信貸投放較多，加之中國由于經濟增長較快、人民幣升值，吸引了境外逐利資本源源涌入，在“外洪內澇”的雙重作用下，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偏多。有資料顯示，2003年至2007年，廣義貨幣M2增幅超過GDP加CPI的增幅2.8個百分點，而2008年至2010年三季度足足超過了9個百分點。當前中國貨幣存量已達10萬多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一。隨著美國實行新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國內通脹預期進一步抬頭，使本已過多的流動性迅速轉化為現實支付能力和購買力，明顯加劇了通脹壓力。
對付流動性過多，一種辦法是“收”。事實上，貨幣當局已開始輪番動用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公開市場操作等工具，努力將流動性裝進各種組合政策措施構建的“池子”里。短期內這無疑是管理流動性的必要之舉。然而，如果我們轉換思路，打開視野，就會看到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時期，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需求相比，中國依然“差錢”。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應當從戰略上重視流動性充沛帶來的機遇，借鑒“大禹治水”的做法，想方設法引導流動性流向需要資金的地方，而不應視其為“洪水猛獸”，一味排斥和拒絕。畢竟，錢多總比沒錢好。
沿著這一思路，我們可以把流動性引向實體經濟。時下，由于高利潤率行業的準入門檻過高、門檻低的行業利潤率又不高，所謂“賺錢的不讓干，讓干的不賺錢”，使一些民間資本熱衷于炒房、炒蒜、炒棉花……成了“炒”字當頭、“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資本”。為此，應當落實民間投資“新36條”，真正打破“玻璃門”、“彈簧門”，將充足的民間流動性引向交通電信能源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
可以把流動性引向薄弱環節。與流動性泛濫并存的是部分地區、行業、領域還缺錢。比如，國內資金分布長期呈現“四六”、“二八”現象：東部占有的貸款比例為60%，中西部加東北僅為40%；城市占有的貸款比例為80%，農村僅為20%左右。不妨通過發行國債、籌集專項資金等辦法，將東部、城市的過剩流動性引向中西部和農村。再如，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僅占全球存量的1.3%。不妨加大對“走出去”的金融支持，讓更多企業揚帆出海。這些經濟社會的薄弱環節有了資金“血液”的滋潤，就能更快地強壯起來，這也是優化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題中之義。
還可以把流動性引向金融市場。不妨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不斷創新和豐富金融投資工具，同時鼓勵和規范更多資金進入資本市場，借流動性充足之良機，做大做強中國金融市場，有力拓展其深度和廣度。
客觀地說，要實現這三個“引向”，環節眾多，難以快速奏效，但應當看到，中國“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仍將延續，未來一段時間全球貨幣條件又將持續寬松，流動性偏多很可能成為今后幾年中國經濟運行中的常態。只有及早動手、多方配合，在“收”的同時“用”好流動性，才能興利除弊，讓寶貴的流動性更好地為經濟金融發展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