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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胡曉義日前接受中國政府網專訪，就《社會保險法》進行現場解讀并回答網民提問。胡曉義表示，《社會保險法》的立法原則包括“不能重蹈一些國家由于福利過度導致養懶漢這樣一種覆轍”，這句話立即引起網民爭議。（《現代快報》11月25日）
西方一些高福利國家也許確實存在“福利過度”問題，導致政府財政支出時常捉襟見肘，并讓極少數人躺在社會福利上睡大覺而好吃懶做、不思進取。社會福利需求具有某種“剛性”，增加容易削減難。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近年來西方一些國家經濟萎靡不振，財政收入減少，政府意欲削減社會福利，卻遭到了民眾強烈反對，大規模罷工此起彼伏。
但這顯然只是“別人的風景”，反觀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什么“福利過度”，而是公民福利水平低下、福利欠賬太多、福利保障四處漏風導致民眾福利貧弱，在這方面，有各種各樣的調查統計數據可作佐證。西方一些國家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公共福利政策，而我們呢？很多人“生不起”、“死不起”，上不起學、看不起病、養不起老、買不起房……面對如此國情，你卻說要防止“福利過度”，這無異于苦心婆心地勸一個瘦骨嶙峋的人注意節食、防止“三高”，也無異于義正詞嚴地警告一個四處流浪的乞丐不要貪污腐敗、橫行霸道，讓人產生強烈的錯位感。這個“福利過度論”對于中國實在太超前，對于中國民眾實在太奢侈。
基于國情現狀，時下的問題不是公民福利支出讓政府財政不堪重負，而是財政收入連年“飄紅”，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但在公民福利支出方面還顯得過于小氣。政府財政收入如何分配使用是一個宏大命題，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財政收入“取之于民”應當“用之于民”而不能“用之于官”，不能用之于“三公消費”、“形象工程”以及拆了建、建了拆，更不能被揣進部門和個人腰包。中國民眾的稅費痛苦指數在世界上排名很靠前，但享受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卻與付出嚴重不相稱，“國富民窮”的趨勢還很明顯，這樣下去，社會不穩定因素將會潛滋暗長。正因如此，中央提出由追求“國強”向追求“民富”轉變。追求“民富”，一方面要改革初次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讓民眾自己更有錢；另一方面則要改革二次收入分配，強化政府公共服務，提高民眾的福利待遇。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公民福利即將有所改善的情況下，所謂“福利過度論”恐怕有些不合時宜。
社會保障部門的職能和角色定位顯而易見，既是公共福利政策的建言者，也是公民福利的代言者，更是公共福利政策的執行者和監管者，應該對公民福利貧弱現狀有著更多、更深刻的體認，理應更多地為提高公民福利待遇鼓與呼，甚至不惜站在本部門主管工作的立場去爭政策、爭資金、爭權力，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擔心公民享受的福利政策太多、太優厚。如果社會保障部門都不為民眾爭取福利撐腰，我們還能指望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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