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股神”巴菲特力挺的比亞迪，一度很風光，不過最近有些煩。10月13日，國土資源部就陜西省戶縣比亞迪汽車擴建工程違法占地案處以294.66萬元罰款、14名官員被問責、沒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所建的7幢廠房及宿舍樓、攪拌站、廠區道路等基礎設施。
比亞迪的觸角伸得很廣：在深圳與惠州相交的建新能源產業示范用地面積為59.7平方公里，比亞迪—奔馳電動汽車項目前期已圈地2.387平方公里；韶關征地3.3平方公里；長沙圈地4平方公里。據報道，比亞迪長沙二期已整體拆遷征收4138畝地，但完成三期的用地以及后續保障住房開發用地辦理依然阻力重重，因為長沙基地東區土地目前不符合長沙城市規劃和土地規劃。
比亞迪之所以能如此攻城略地，當然是拜地方政府所賜。為吸引比亞迪，西安市政府不僅許諾零地價，還花費數億元為比亞迪興建各類基礎設施。在長沙，當地政府為配合比亞迪項目，僅三平一通和征地拆遷就已從國家開發銀行湖南省分行貸款墊資超過20億元。
比亞迪能如此攻城略地，可以說是地方政府GDP崇拜綜合征下的一個標本。地方政府憑借瘋狂的招商引資熱情，成為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參與者。對不少地方政府而言，招商引資成了頭號任務，富士康宣布內遷之后，各地政府隨即展開了爭奪戰，莫不使出渾身解數，設置了非常“科學”的獎懲機制。
地方政府只是一個抽象的行為主體，其背后則是一個個的政府官員。承認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沖動了。比亞迪等大型企業一旦入駐，不僅本身會投入大量資金建設廠房設施，而且會引來大量上下游合作伙伴，形成一個產業鏈條。對地方官員而言，其收益包括：GDP快速增長，政績卓著；地方稅收收入激增，地方官員擁有了更多可支配資源。可見，招商引資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行為，地方官員樂此不疲就是情理之中了。
而且，地方官員獲得了招商引資的大量收益，卻并不承擔成本。為招商引資所做出的地價、稅收等優惠，都是納稅人承擔的。對當地居民而言，招商引資卻沒有多少好處。大型企業通常大量招聘全國各地大學生、農村或中小城市的勞動力，對本地就業機會貢獻相當有限。此外，對大型企業造成的環境污染，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經濟增長率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當地居民還不得不承受環境污染、城市治安惡化等生活成本。
招商引資帶來的地方稅收收入的增長，普通居民并沒有分享的機會。更多的稅收資源，往往被地方政府用于招商引資獎勵、出國考察（實為旅游）、修建豪華辦公樓、修建豪華別墅，或者修建公路等基礎設施，而這些基礎設施建設的實施過程往往成為一些地方官員尋租的土壤。
在缺乏財政收支透明度和有效監督機制下，地方政府的花錢沖動是難以遏制的，招商引資的稅收收入也難以滿足其沖動。中國社科院“中國地區金融生態環境評價課題組”發布的2010年金融生態環境評價報告顯示，地方平臺貸款余額到今年末或將升至9萬億至10萬億元，到2011年末將達到11萬億元的驚人規模。其中隱含的不良資產風險，不能不令人擔憂。
我國地方政府并非獨立的財務主體，也沒有破產保護機制，也就是說，將來的債務如果不能償還，則將由中央政府兜底。在美國，自1937年聯邦破產法的政府重組破產保護程序實施以來，先后有600個地區政府使用過這個程序。1995年美國聯邦政府破產案，政府停止運轉所造成的損失高達8億美元。1995年12月16日至1996年1月6日，美國聯邦政府第二次停止運轉。1994年12月6日，美國加州的橙郡(Orange
county)因為投資失敗，申請破產保護。再到2009年，施瓦辛格主政下的加州政府瀕臨破產，無奈之下，施瓦辛格頒布州長令，強制23.8萬名政府雇員每月無薪休假兩個工作日，以壓縮巨額預算赤字。
可見，在缺乏透明度和監督機制情況下，地方政府必然存在浪費公弩的自然傾向。這就是經濟學上所謂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也就是說行為主體不完全承擔風險后果時所采取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為。雖然可恨，卻是個體理性選擇的必然結果。
其實，地方官員不過是公眾的“代理人”，因此，地方政府的決策必須服務于公眾利益。但要實現這一點并不容易，除了財政收支公開、提高透明度之外，地方政府財政開支必須受到地方人大的有效制約。當然，終極的解決方案是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促使地方官員的眼睛不只是“往上看”，還要“左右看”，接受地方人大的制約，更要“往下看”，對公眾負責，讓錯位的角色回歸正確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