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東城區表示，擬選派干部赴美國政府部門掛職鍛煉。此外，北京東城區出臺規劃稱，將建立人才發展專項基金列入財政預算，每年投入資金不低于5000萬元。
到美國掛職并不是北京的原創，原創地在四川。早在2005年，四川省就選拔了5名中青年廳級干部，進入美國明尼蘇達州和佐治亞州政府部門，實習廳長(主任)助理，成了首批集體走進美國州級政府部門“當官”的中國官員。雖然政治制度不同，但中國同樣要搞市場經濟，同樣要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而美國等發達國家是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也擁有著較為先進的公共服務型政府模式，因此，讓中國官員到美國政府掛職，是一種近距離觀察和學習先進市場經濟社會的良好機遇。
在已經擁有四川掛職經驗的情況下，應當說，北京市東城區的干部赴美掛職也定會有所斬獲。但是，選派官員赴美掛職的思路應當更開闊。既然已經選派政府官員到美國政府掛職，那么，相應地可否選派人大代表赴美國議會掛職，法官赴美國法院掛職，黨代表赴共和、民主兩黨機構掛職呢？相對于中國人大而言，美國議會有美國議會的相異性，如果能夠通過在美國議會觀察美國的議員們是如何處理各類事件的，回來對如何當好一名人大代表自當更有裨益，其他以此類推。
從美國政治制度的構成來說，政府、議會和司法機構是三種不同屬性的構成，那么，他們這種體制在美國社會是如何運作的？對于中國的官員和人大代表、黨代表以及法官、檢察官來說，都具有很多的新鮮性。咱們深入了解美國，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中國。比如我們經常說中國的不少人大代表只懂得舉舉手，還有一些當了幾十年人大代表的人，居然從來未投過反對票，那么，美國是不是也存在從來不投反對票的議員呢？如果美國議員只愿意說好話，那么他們是否還能繼續當選議員？只有實地考察、實地體驗，才能夠對這些問題做出更為深刻的回答。
同樣，美國的法官是如何處理來自四面八方的審判壓力的，他們是如何應對的？他們在社會上的無上權威又是怎么樹立的？對于迫切需要推進的中國法治進程來說，觀摩一下美國司法機構的運作程序，未必是壞事。周永康同志前不久在第二屆21世紀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上表示，“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決定了法律文化、法治道路的多樣性。作為具有悠久法律文化傳統的東方文明古國和新興的發展中大國，我們將繼續敞開胸懷，學習借鑒人類法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這就是說，美國法治文明的優秀成果也是可以借鑒，也是值得借鑒的。
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出，我們在選派人員赴美掛職的層面上，完全可以解放思想，打開國門，讓更多不同工作崗位的人去美國學習和考察，讓更多美國相對優秀的制度建設成果與經驗被引入到中國來，促使中國社會取長補短。
要想推進改革，就必須放下身段，把別人好的東西拿過來，也同時認清別人不好的東西，激濁揚清。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選派包括官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法官等多種領域的人員赴美掛職，既能夠鍛煉我們的干部，學習到別人的優秀經驗，也能夠觀察到別國制度的漏洞，做到知己知彼。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