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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轉型大背景下，中國戰略出發點應是認真識別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主要風險，并對這些風險進行排序，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套宏觀綜合風險管理系統，為國家發展規劃和決策提供系統的思維框架和科學依據。”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孫祁祥教授在11月20日召開的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頒獎典禮上說。
“十二五”規劃建議明確指出，綜合判斷國內國際形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孫祁祥認為，從國家宏觀層面來說，目前急需給予重視的風險源主要來自六個方面：
第一，高度復雜且脆弱的金融體系。我國的金融體系離成熟、規范的標準還有相當的距離，在對外開放程度還不高。在金融創新產品匱乏的情況下，的確是躲過了一場劫難，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金融開放程度必然會越來越高，金融創新的步伐也會越來越快，金融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巨大的推動力量還是破壞力量，取決于我們能否更好地識別風險點，建立風險防火墻，取決于我們的監管水平。
第二，三農問題。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是我國政治、經濟的基礎性問題，對我國具有特殊的含義。從農業來看，它除了面臨著與其他產業類似的價格波動、需求變化、政策因素等方面的風險以外，其自身的屬性決定它受自然因素的影響極大，隨著農產品全球化程度的提升，我國農業更容易受到全球農產品市場的影響，糧食安全面臨巨大的挑戰。
孫祁祥認為，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管理三農的風險，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后，農民增收困難，巨大的鄉村負債等問題不能得到盡快解決，由此引發的經濟、安全和社會問題都會非常嚴重。
第三，惡化的生態環境。長期以來，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導致我國經濟的增長是以資源大量消耗和環境的過度破壞為代價的，研究表明，因工業化引起的環境污染速度大大超過了工業化自身的速度，各種自然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逐年上升。我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前景堪憂。
第四，不協調的發展和失衡的結構。投資和消費失衡，消費率偏低居民收入增長滯后于GDP的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行業收入差距懸殊，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當中偏低，勞動報酬在初次比重偏低的問題嚴重。由不協調的發展和失衡結構所產生的最大風險是，有限的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經濟的長期增長乏力，民眾對改革產生抵觸心理，社會矛盾激化。
第五，不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主要在養老、醫療這兩個方面。首先是人口老齡化問題。孫祁祥認為，隨著經濟條件改善，醫療技術的提高，再加上巨大的人口基數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這樣一個交織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未富先老的中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養老問題都更加嚴峻，龐大的老齡人口將成為決定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中各種重要因素中的重中之重。人口老齡化給社會保障體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沖擊。
第六，公共權力非公運用和商業賄賂蔓延。從今年以來披露出來的大量政府官員腐敗案件和商業賄賂案件可以看到腐敗和商業賄賂在中國的嚴重程度。孫祁祥認為，這些問題的存在及蔓延不僅極大地降低了政府在百姓中的威信，而且會增大深化改革的阻力。
孫祁祥表示，政府需要從三個方面把握我國風險特點及風險管理的特性。
首先要系統的認識、識別、防范管理風險。“我們當前面臨的上述風險可以說涉及經濟、金融、自然、社會、政治等各個方面，由于社會是一個大系統，來自這個系統內的不同載體所產生的風險是可能相互傳遞、廣泛蔓延，而不僅僅只是局限于某一個領域之內的。”孫祁祥說。
其次，要從動態的角度認識、識別和防范管理風險。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社會形態等與改革前、與20年前、與10年前甚至5年前相比都有很大的差異，風險總量增大，風險類型增多，風險結構復雜。
再次，對風險要有辯證的認識。科技創新會帶來風險，不創新雖然沒有風險，但會導致經濟發展緩慢，這對我國盡快提高綜合國力，參與國際競爭來說可能是更大的風險。如果因害怕風險而停止創新，必將導致由不發展所帶來更大的風險。真正有效的風險管理，應當是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提高風險的容忍度，更大限度地獲取由承擔風險所帶來的收益。
孫祁祥認為，鑒于風險的交叉性、綜合性、動態性，我國應當從國家的層面，盡快建立起一套宏觀綜合風險指標體系，風險預警的管理系統，使用現代風險管理技術，分析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種潛在和顯性的風險因素，建立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等風險指標子系統，對各種風險的載體，主要風險誘發因素，風險的傳導機制，風險的容忍度等進行認真研究，探討防范控制和管理風險的各種有效措施，為國家發展規劃和決策提供系統的思維框架和科學依據。
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由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聯合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武漢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共同組織。以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等人作為主要貢獻人的“整體改革理論”高票當選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厲以寧、江平、郭樹清、吳曉求、錢穎一、張維迎、楊瑞龍、陳東升等著名學者參加了此次活動并發表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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