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這段時候，似乎有一個普遍的共識，“十二五”標志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對這個新的時期的經濟新格局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認為，新格局就是中國從一個低中等收入國家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有的認為，新格局的特點就是中國將要在國際舞臺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甚至認為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角色。還有一種說法是認為新格局的特點是中國的經濟結構將要按照以人為本的方向進行快速的調整。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新格局的特點是從非均衡發展向均衡發展轉變。我個人比較認同第四種看法。不過對于什么叫平衡，什么叫非平衡，什么叫再平衡，它的內容是什么？其實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我個人的說法是這樣的，新格局的特點是過去全球經濟那種非均衡的、兩類失衡經濟之間的脆弱平衡已經不能持續了。新的時期新格局的特點，就是要向一個再平衡的方向走去，世界經濟和各國經濟能不能在今后穩定的發展，取決于再平衡進程的狀況。
在前一個階段，全球經濟的基本特點，就是兩類失衡的經濟，這兩類失衡的經濟是互補的，就像人照鏡子一樣，正好方向相反，但是因為相反兩者之間可以達到某種均衡，而這種均衡是非常脆弱的。這兩類經濟，一類經濟像中國這樣的經濟，它的內部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高儲蓄率、低消費率。中國現在的儲蓄率達到了50%，甚至更高的水平。另外一類經濟，它的內部失衡的表現是低儲蓄率、高消費率，像美國，美國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前，儲蓄率已經降到零，甚至是負數。
從2005年、2006年開始，中國的經濟學家對于失衡的狀況，中國的失衡的狀況、美國的失衡的狀況作過很廣泛的、深入的討論。這兩種失衡的經濟就本身來說，是無法持續的。因為它有正的大缺口，或者有負的大缺口。但是這兩種經濟之間通過貿易的往來，通過資本的流動，卻達到了全球經濟的一種平衡，而這種平衡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要真正實現經濟復蘇，走出這次全球的金融危機，就要解決一個再平衡的問題。各個國家要實現自己內部經濟的再平衡，進而達到全球經濟的再平衡。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解決各自內部的失衡問題。
要解決我們內部的失衡問題，我們就需要分析造成內部失衡的原因是什么。針對造成這種失衡的主要原因來采取我們的措施。現在大家都認識到中國過高的儲蓄率、過低的消費率最深層的原因是因為增長模式或者說經濟發展方式存在問題。所謂經濟增長模式，核心問題是什么呢？就是在四種生產要素：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和人力資本（專業人員的勞動或者叫做知識和技能），這四種要素各自在增長中的貢獻有多大，結構是怎么樣的。
我們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53年以來，一直采取了一種依靠投資支持增長的經濟增長方式或者說是經濟發展方式，這種增長方式造成的結果就是收入分配中資本所有者的收入所占份額不斷提高。當城市化進程加速以后，有一個新的生產要素在經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就是自然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所以舊的增長方式或者舊的經濟發展方式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經濟增長、經濟發展主要是依靠自然資源和投資的增加。因此，在收入的結構上就出現了一個資本和自然資源所有者收入份額不斷提高，而勞動和專業勞動（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額不斷降低。我們都知道，收入水平高的人，其儲蓄傾向是高的，而消費傾向是低的。勞動者和專業勞動者的收入份額降低，專業勞動者和普通勞動者的消費傾向是高的，儲蓄傾向是比較低的，這樣就造成了整個經濟的內部失衡，儲蓄的份額變得越來越高。
不僅如此，我國經濟還存在著需求短缺、內需短缺的現象。這就要找另外一個“出口”，就是進出口，或者說“出超”，用“出超”來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這樣就造成了困擾我們多年來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甚至政治問題。如果說不能改變這樣一種經濟增長的方式，不能改變這種經濟發展的方式，我們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要從危機中走出來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投資，特別是政府的投資。這樣就會造成一種惡性循環。從去年到今年來看，內部失衡，增長方式的轉變，沒有取得什么重大的成果。相反，還有一些惡化的趨勢。這個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們嚴重的注意，我們必須要采取措施扭轉這種狀況。怎么才能扭轉呢？根本的途徑就是要轉變經濟增長的模式，或者說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提高勞動，特別是人力資本（專業人員）的勞動，提高它們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隨之而來才會提高勞動者和專業人員的收入在GDP當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才能根本扭轉內部失衡的狀況。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已經提出多年了，在第九個五年計劃中提出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過了十年以后，到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又提出要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紅線。為什么沒有能夠順利地實現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標呢？
在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時候，曾經做過深入的討論。當時明確了一點，認為沒有實現這個轉變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體制性障礙。當時列舉了若干個體制性障礙，這些體制性障礙歸根到底就是一條，即政府仍然保持著像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那樣過大地配置資源的權力。另一方面，黨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個目標沒有實現，在執行“十一五”過程中，我們又做了總結，為什么“十一五”期間經濟增長的模式有所改善，但是還是不盡如人意。為什么？是因為有利于創新，有利于創業的經濟環境、法制環境沒有能夠建立起來。所以，我們“十一五”以前的經驗和執行“十一五”的經驗都告訴我們，要真正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最根本的就是解決體制問題。怎么才能解決體制問題呢？其實很清楚，就是要推進改革，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推進經濟體制和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革。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作出了很正確的決定，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是一語中的、切中時弊，指出了問題的焦點，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我想這兩段話值得我們仔細琢磨：“制定‘十二五’規劃，必須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使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變化，為科學發展提供有力保障。”我想，成敗在此一舉。這一舉不是一個動作，而是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進行的全面的改革，這是需要我們花很長一段時間作出艱苦的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