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拆遷戶童貽鴻，遭遇強拆，從屋頂投擲磚頭，警方稱導致一人重傷，通知去做筆錄，童貽鴻得知警方消息，乘飛機入京，找報社，求自首，表示所以如此，是因為不信任當地警方。
這是拆遷一景，但其意味非拆遷遭遇可以涵蓋。
事發地武漢南望山居委會主任雷波說，糾紛與房屋本身有關，“但是與拆遷沒什么關系”。這話固然過于絕對，但大致意思我是明白的，警方找童貽鴻，不是拆遷問題，而是投擲磚頭砸傷了人。但童貽鴻為什么會投擲磚頭？
童貽鴻當然是釘子戶，別人都簽了拆遷合同，只有童家不簽。然后，破拆機開到樓下，童貽鴻在樓上扔磚頭。警方表示接到報案有人被砸成重傷，童貽鴻說自己沒有看到。現在還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人受傷，傷者是不是強折人員。
不過，道理是已經浮現的：釘子戶若遇強拆，真是毫無辦法。若要反抗，有法律嚴陣以待。如果傷及強拆人員，或者還有萬一的解脫之法；如果傷及旁人，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強拆方沒這么多麻煩，有機械，有隊伍，安全是可以保證的，而且導致了死傷，也未必有人去坐牢。綜合來看，事情弄到強拆階段，就是完全不對等的相持，現場力量懸殊，暴力后果迥異，真的是毫無辦法。
這樣的道理，估計很多人都已經悟透，這就是為什么有越來越多的人，強拆之下，急了都要自焚。前幾天有新聞，說浙江寧波甚至有16個農民相約自殺，引發了調查，現在還沒有消息，但不管消息怎樣，我都擔心這樣的事情多了，恐怕又要出臺嚴懲“自殺秀”的辦法，就像農民討薪，你要跳就真跳，否則做“跳樓秀”、“跳橋秀”處理一樣。
強拆戶飛機上京自首，更具意味之處——自首也要到北京，難道北京警察更可公正？
我不知道事實將會如何演化，但一個國家的法律和執法機關，讓人有“各處不一樣”的想法，不可謂光榮。這當然并不缺乏實證材料，這些材料足以使得一個人不曾遭遇到執法機關，就先行疑惑叢生。至于北京，上訪舉報和自首，都往那里跑。人們還能夠維持這樣一個“希望”，確實令我感動。
只是，就事而論，自首到了北京又怎樣呢？渭南警察要抓寫書的謝朝平，北京警察去敲的門吧；陜西富平兩名農婦上訪被示眾，是遞狀子后被北京警察控制的吧。你去北京的派出所自首，自然也將由北京的派出所將你交到武漢的派出所的手中，你的事是在武漢做的，對你該怎樣處理，武漢警方才是關鍵。
但我并不認為這個“進京自首”的強拆戶此行無益。畢竟，這是一個新聞，新聞會被報道，報道會引來關注，關注可使事情增加一些公正處理的機會。比起默默無聞地被處理，總不會差。不過，這真與在哪里自首無關，只與事情是否被關注可能有一些關系。說可能有一些關系，是因為事情也有可能不管是否受關注都一樣——無論是一樣公正，還是一樣不公正。而且，這樣的自首若有效仿，只怕也要成為嚴懲的對象。
一切偏門不過是偏門，權利不可以指望偏門保障，社會不可以指望偏門和諧。說到底，偏門層出的基礎，是社會運行的荒謬。我們這個社會的最大偏門，是以為或極偶爾竟也真的“全部希望在進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