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北京香山舉行的一個關于勞動關系的研討會上，在座的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員、學者、各級工會干部、企業、維權律師和工人代表。各方面的利益代表坐在同一張桌子前面，根據親身經歷而不是理論，來探討罷工對中國的影響。然而與會者的發言是怎樣開頭的呢？
按照慣例，官員和擔任行政職務的教授最先講話：“各位領導、專家、教授……”
這種老套的開場白由來已久。但這一次，這種套話比任何時候聽起來都要刺耳，因為發言的人完全無視會議的焦點。會議的召集人、中國人民大學勞動研究所所長常凱最后不得不提醒發言者注意，當天在座的除了官員和學者，還有一位工人代表，就坐在他的對面。
常凱教授說的工人代表，是千萬家中國工廠里最常見的年輕女工中的一個。她安靜而羞澀，與官員和學者們的淡定從容形成鮮明的對比。
她叫李曉娟。5月底6月初的南海本田工人罷工中，唯一出現在公開信上的工人代表，正是這個名字。南海本田罷工不是一個突然發生又很快消失的插曲。從一開始，人們就認識到，一種長期而深刻的變化已經開端：中國的工人很難繼續忍受低工資；在一個全球化到今天這種程度的世界里，中國的變化將影響更多的國家和更多人的生活。
這個巨大的、很可能是長期的變化突然有了一個具體的形象。她就站在我面前，戴著一根細細的白色的金屬項鏈，清華大學一位教授向她要聯系方式，她給了他一個QQ號碼，教授愣了很久。
真正讓人驚訝的是她的年齡：她只有19歲。她的同事大多和她一樣年輕。2010年6月4日，和日本管理層談判的4名南海本田工人代表，以及26名列席代表，大多數出生在1990年以后。南海本田罷工改變人們此前對“80后”和“90后”的部分偏見。長期以來，他們被看作是不負責任的個人主義者。人們曾認為，這兩代人承受不了壓力，行動能力差。
李曉娟可以證明，這一切大多是出于想象。她的發言也是以“各位領導、專家、教授……”開頭的。一開始，坐在旁邊的人可以明顯地聽到她的聲音在顫抖，但很快，她克服了過度緊張的情緒。因為不習慣對著話筒講話，她的聲音很小，但很清晰。位于北京香山的這間會場向來是嘈雜的，此刻卻變得很安靜。
過分渲染聽眾對這次發言的反應并無必要。我知道，人們多少帶著一種好奇看著眼前這一幕。在完全陌生的環境里，這個19歲的女孩能不能恰如其分地表達自己？她真的能夠代表那個舉世矚目的事件嗎？她的名字出現在公開信上，是水到渠成的結果，還是被人推上了前臺？
在發言里，她引用了《憲法》和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承諾，講述了工人待遇和企業利潤之間的巨大落差，對罷工的過程做了簡單的回顧。多多少少，她對罷工的結果感到僥幸，對過程甚至隱隱感到后怕。她說到工資只能夠維持一個人的生活費時，最真實的情感流露在這句話里：
“我們的年齡一年年地長大，我們也需要成家，需要生育后代，需要教育后代，需要可以讓后代不愁溫飽，這樣的工資我們如何成家，如何生育后代，如何教育后代，如何讓我們的后代不愁溫飽？”
這的確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如果工資不足以達到李曉娟所列舉的目的，中國制造的低成本優勢及其提供的工作崗位，其價值何在？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和罷工相比，工人更愿意跳槽。這就是張五常教授了津津樂道的用腳投票。他堅持認為，工人流失將迫使企業提高工資。在很多年里，情況和他的描述相去不遠，直到2010年。
個人奮斗的前景似乎沒那么吸引人了。時間到了2010年，經濟上升時期特有的樂觀情緒，被城市戶口（戶籍制度改革進展緩慢）、居高不下的房價（是的，他們不準備回到農村）和教育、醫療費用籠罩上了一片灰霧。相比之下，這些年來工資增長的速度讓為數不少的年輕人感到，未來已經失去了希望。
盡管大多數省份今年都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但在過去的4年里，南海本田的工人工資漲了不到200元錢。該公司薪酬分為五級，每級下設15個小級，共75個級別。工人工資每年評審一次，合格后就晉升一級，從最低的一級提升到次低的二級，大約需要15年。加薪困難，這是很多制造企業的共同現實。
為什么不是跳槽，而是罷工？勞工專家給出的答案都沒錯。沒錯，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一個國家的GDP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增長，但工資水平不能保證勞動力再生產：這就是李曉娟提出問題的實質所在。如果說南海本田的罷工是不少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緊跟著的一系列工潮，則是對這個實質問題的一種回應。
在正式的詞匯表里甚至看不到“罷工”這個詞，這引起了一位維權律師的巨大憤怒。在他看來，語言是一種態度，“停工”——和“待業”這種詞匯一樣，歪曲了我們對現實的認知。
在北京，會后很多人紛紛和李曉娟合影。這個樂天的姑娘耐心地滿足每個人的要求，做出各種可愛的小手勢。我不知道人們到底是懷著什么樣的心情和她合影留念的。那天在座的每個人——官員、學者、工會干部和記者中，沒有哪個人能夠真正回應她——和成千上萬個沉默的工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