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工資條例》雖然年內難以出臺，但是基本框架已經確定。其中政府對工資進行宏觀調控的核心內容是要求“特殊行業”進行工資公示，而所謂“特殊行業”實際是指壟斷行業。壟斷企業每一次漲薪、補充社保等都將需要國家有關部門審批。
不同行業收入差距過大、壟斷行業收入畸高，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一個存在多年的突出問題。國家統計局2005年公布的數據顯示，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到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間。令人沮喪的是，不同行業的收入分化狀況到如今不僅沒有改觀，反而呈逐步擴大之勢。
不同行業收入差距過大，不僅會強化中低收入群體的“相對剝奪感”、滋生不穩定因素，而且嚴重損害了社會公平和政府公信力。因此，《工資條例》規定壟斷企業的工資需要公示、審批，對于遏制壟斷企業自我分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進而促進社會公平，無疑具有積極意義。盡管如此，筆者仍然認為工資審批難以有效遏制壟斷行業的高工資、高收入。
壟斷企業的收入之所以高，主要是因為它們有充裕的、可自由支配的資金。壟斷企業可自由支配的資金之所以充裕，則是因為它們依靠自己的壟斷地位和國家的優惠政策獲得的極多、付出的卻極少。以電力行業為例，據《廣州日報》10月15日報道，綜合人均收入比較，中國電價是德國的4倍多、美國的10倍左右，可謂暴利驚人；但是即便如此，電力行業仍然每年獲得國家大量的政策性補貼。而在支出上，電力企業卻跟其他壟斷企業一樣，在廉價、甚至是免費獲得很多公共資源的同時，上繳國家的紅利卻不超過10%，少得可憐。
遏制壟斷行業的高工資、高收入關鍵是要從源頭上管住其收入。對此，筆者以為有四個途徑。一是打破壟斷、讓民營企業參與競爭，以充分競爭消除高額的壟斷利潤。二是提高資源稅稅率。在發達國家，資源稅稅率高達10％到16％，而我國僅為1％，且只對原油、天然氣、煤炭、鐵礦石等少數礦產資源征收。過低的稅率、過小的征收范圍，不僅降低了我國資源稅調節壟斷企業收入的功能，而且制約了資源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副作用不容小覷。三是提高壟斷企業上繳紅利的比例，讓壟斷企業上繳的紅利造福全民。四是借鑒美國《聯邦工資比較法》的做法，在《工資條例》中作出將壟斷行業工資與其他行業工資掛鉤的規定，以防止收入差距過大。
工資公示、審批難以有效遏制壟斷行業的高工資、高收入，還因為壟斷行業的“能量極大”。今年上半年，一度傳出《工資條例》因為遭受壟斷行業的極力反對而“難產”的消息就是明證。試想，壟斷行業既然有能力使《工資條例》“難產”，讓高工資通過有關部門的審批還是什么難事么？更何況，在提高工資和福利待遇上，壟斷行業從來不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