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股價和糧價聯系在一起，估計又要有人說我離奇了。但回顧一下去年以來滬深股市的走勢與以糧價為代表的整個農產品價格體系的整體走勢，不難發現，兩者確實存在某種關聯。去年下半年股市大跌，始于6月，也正在那時，豬肉、雞蛋等農產品價格開始上漲，理由是“糧食價格上漲帶動了飼料價格上漲”。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去年年底，股市雖有反復，但總體看是下跌的，而糧價是一直上漲的。
到了今年年初，各種農產品價格全面上漲，而股市則萎靡不振，滬指年中甚至跌破2400整數關。好不容易盼到了10月的暴漲行情，但不到兩個月，一個新的危險跡象又出現了，短短三個交易日，滬指跌了200點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跌的背景又與糧價有關，10月CPI超過4%，主因就是農產品價格上漲過快，數據公布的第二天，A股市場就開始下跌了。
如果僅僅是因為這兩件事在時間上的重合就來說明兩者存在關系，顯然很荒唐，但如果把邏輯分析加進去，這樣的關系似乎就有了成立的基礎。在中國，以糧價為核心的農產品價格體系對通脹預期的影響有著悠久歷史和傳統。而通脹預期與股市之間的關系，這兩年分析的文章太多了，人們已經基本不再懷疑“通脹抑制股價”的結論。如果是這樣的話，糧價上漲可不就是做空股市的力量嗎？
不過現在再探討股價與糧價之間的相關性似乎已經意義不大了，唯一讓我“糾結”的是，糧價居高不下究竟是確有道理，還是另有他因？說起糧價，中國的經濟學者和政治家都有個特殊情結，就是如何保護農民利益。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農產品價格才逐步實現市場化。但是，這是不是說明只要農產品漲價農民的利益就一定得到保證呢？
有關這方面的統計數字我沒有查到，或許是由于統計技術難度太大，但某些現象還是很值得注意，就拿今年上半年的蔬菜價格來說，盡管有自然災害因素影響（比如干旱、春寒等），但全國最大的蔬菜批發市場壽光的菜價并沒漲多少，有些品種甚至根本就沒漲，但你隨便去一家菜市場都會發現，今年即使是夏季，菜價比往年至少上漲20%，如此這般，從城鎮居民消費者手中被轉出的只有很少一部分轉入到農民手中（甚至沒有），更多被中間商拿走了。那么中間商從消費者手中轉入效用是否就是我們所漠視的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市場目標？中間商獲得的效用對整個經濟社會來講能否創造了正的間接效用呢？
第一個問題顯然不必回答了，這與鼓勵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初衷完全相悖。這也就是為什么我過去曾經批評過某些人為干預市場以期維持農產品高價格的原因之一，你動用大量社會資源，通過幾乎是強制的手段（比如生豬收儲機制），將一部分人（城鎮消費者）的效用轉移出去，結果獲得這部分效用的人卻與目標群體完全不一致，這樣的干預市場豈不是南轅北轍？
然而危害遠不僅于此，如果從消費者手中轉出的效用在中間商手中產生負效用，那對整個經濟體都是有損的，這就是上面第二個問題所要回答的內容。盡管我不贊同僅僅因為中間環節不創造價值就鄙視中間商，但如果中間商要從消費者轉出的效用中獲得大部分，那的確有問題。經濟發展的重要標準是價值的增長，而價值永遠是效率的正函數。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是有助于經濟社會整體效率提高的機制，都將對提升經濟價值有益，反之則不然。
本來中間商是提高商品交易效率的主體，當這個主體群獲得一定激勵時，社會商品交易效率就能提高，經濟體整體價值也會因此提升。但當大量社會效用被轉移到這個主體群，以至于超出了其應獲得激勵水準時，就會產生一系列可以被傳導的負效用。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大量社會資源會被這種超激勵引導到這個并無直接產出效率的領域，從而使資源失去了進入更高產出效率領域的機會，并直接導致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社會產出效率的雙重下降。這不僅使宏觀經濟價值下跌，同時也會使整體經濟水平下降而間接損害農民的利益，這同樣與當初保護農民利益的目標背道而馳。
因此，不解決好農產品市場（尤其是批發市場）運行機制的問題，單純依靠激勵農產品價格上漲是無法保護農民利益的。但從更深層次看，即使這個市場的機制建設趨于完善，激勵農產品價格上漲也不能從根本上保障農民利益，反而會對整個經濟社會產生相當程度的負面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產品價格不適度上漲造成的價格體系混亂，這種混亂既體現在整個商品價格體系的普遍上漲上，也體現在資產價格估值水平的普遍下降上，這些不正常現象回過頭來同樣影響農民利益；二是當農業生產效率低于整個經濟社會平均效率水平時，資源會因農產品價格偏高而進入農業領域給整個經濟社會效率帶來負效用。
這樣說來，當前的糧價上漲的確有打壓股價的作用，尤其當糧價的非正常上漲出現時，對股市的打擊更大。但必須說明的是，筆者絕非要站在股市的立場呼吁打壓農產品價格，更不是要把股民利益與農民利益對立起來。我只是想說明這樣一個道理，從股市的反映職能角度看，農產品價格不合理上漲非但沒有保護農民利益，反而造成了市場經濟的整體效用下降。因此，這種非正常的價格波動是有損經濟大局利益的，應該受到限制，甚至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