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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行已加息一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到了18%的歷史高位之后，多數市場人士都認為，中國已進入了加息和收縮流動性的通道，而加薪則應推后，因為加薪與加息的作用方向似乎相反。但是，筆者認為，在當前的條件下，加息和加薪并不矛盾，而且，加薪是更好的緩解通脹壓力的手段。
按照經濟學家3%的標準，改革三十多年來，中國只出現過兩次稱得上通貨膨脹的時期，第一次是1985年到1989年，最高點是1988年的18.8%；第二次是1992年到1996年，最高點是1994年的24.1%。其他時期則是接近通縮的狀態，尤其1998年到2003年，屬嚴重通縮。這兩次通貨膨脹，有個共同原因：價格調整，第一次是放開價格，當時稱為“價格闖關”；第二次是開放和市場經濟改革進入新時期，由要素價格和服務價格放開所致。這兩次通脹，當然有投資過猛以及總需求過大以及稅收政策調整的因素，但讓價格回歸正常卻是主因。在這個意義上，三十多年來，中國還沒有出現過“正常的”通貨膨脹。畢竟，當價格被管制長久，一旦放開，出現大面積上漲，是完全正常的。
我們正在經歷的CPI上漲，有三個直接原因：第一，貨幣被動超發。在匯率管制狀態下，央行貨幣超發，主要是經常項目順差和游資進入境內引起的。如果把匯率理解為一種價格，這也是價格管制的后果。如果外部都認為人民幣被低估，則他們與中國做貿易，讓錢流入中國，則是占中國“便宜”的理智行為，其勢不可阻擋。
第二，農業生產機會成本增加。現在絕大多數制造品，價格已市場化，基本處于均衡水平，加之產能嚴重過剩，已不足以撬動中國龐大經濟體的價格波瀾。城市服務業和壟斷行業的漲價，是在政府的嚴格控制之下經常進行的，市場和公眾消化的能力和心理準備都比較充分，連鎖反應不強。
但農產品、食品的價格，一直處于低水平，作為完全競爭性質的產品，過去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教育程度低下，農產品價格低是正常的。隨著中國成為制造業大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剩的局面發生實質性改變。新一代農民，有了更多選擇，要么留在農村，要么務工包括進城打工。在長期，農產品價格水平，就由其機會成本，即打工平均收入水平決定。另一方面，新一代打工者的文化程度、人力資源成本，以及工作效率，都明顯高于他們的父輩，而城市生活費用的上漲，進一步抬高了打工者的工資水平，在這個意義上，農產品的價格上漲趨勢，早就開始醞釀了，現在則是爆發期。
第三．游資炒作部分小品種農產品，進而引起相關食品價格的集中和突出上漲。大蒜、綠豆、糖、姜等被社會資金大肆炒作，脫離了商品屬性，而主要變成“山寨版”金融資產。樓市在降溫，股市風險巨大，負利率下投資成為大眾的共同意識和自覺。而最好“講故事”（如自然災害，美元貶值，大宗產品價格暴漲、產品周期）的小品種，最適宜游資進入炒作。這些炒作，難以事先察覺，也難以查處和避免。
所以，從一個更大的視角觀察，這次物價快速上漲，并非空穴來風，也不那么可怕，甚至有很大的合理成分，是中國加速城市化、社會保障體系缺失、流動性泛濫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必須承受的轉型之痛。加快改革，特別是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開放民間投資尤其是能賺錢的投資領域，才是化解通脹壓力的治本之策。
加息可以收縮一部分流動性，不失為一種治理通脹的辦法，但不能觸及以上的根本性因素，只要順差繼續，央行被動超發就將繼續，作為通脹基礎的流動性過剩就難以避免，加息只能控制下游的貨幣之水，而管不住貨幣泛濫的上游。只要不放開民間投資，游資的炒作，就如“水之趨下”般正常。1992年至1994年，物價上漲那么嚴重的時候，也正是利率高企的時候。
而加薪，則是更為有效和適宜的選擇。首先，強大的財政完全有能力支持加薪。筆者多次論述過，中國政府性的收入偏高，降低空間不小。單是最近幾年財政收入就以接近20%的速度持續增加，今年前10個月，財政收入已超過7萬億，超過去年全年。降低總體稅負，勢在必行。而只要調整支出結構，壓縮一般性行政開支，就可以在減稅條件下，提高財政供養人員的工資水平。而企業稅負降低后，也就有條件為職工增加工資。其次，中國經濟最大癥結是結構失衡，要完成經濟結構的調整，減少順差，擴大內需，就要增加居民收入。今年前十個月，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增加8%，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增長6%，都遠不及財政收入增速的一半。據全總的調查，23%的職工，已三年沒有漲工資。剛剛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中，也有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以及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提法。所以，加薪既必要又完全可能，而且能兼顧短期對抗通脹和長期調整結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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