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長周小川前天在中國全球債務資本市場研討會上表示，目前國內價格上行壓力需引起各方關注，央行將著力提高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加強流動性管理。的確如此，在當前形勢下，央行流動性管理的緊迫性顯而易見，而要加強流動性管理，亟待推出新的政策工具。
回顧今年以來國內CPI上行歷程，8月之前的價格上行，主要源于地震、干旱以及泥石流等極端性災害天氣造成的農產品供應緊張，這是典型的供給不足型價格上漲；再加上去年以來，為支持我國經濟企穩回暖而新增的近10萬億超量貸款，誘發了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長，這些新增貨幣經過一年的“時滯效應”，也造成了現實的通脹壓力。而9月以來的價格上行速度之所以進一步加快，除了上述原因仍在起作用之外，最關鍵的是因人民幣升息、升值等因素誘發國際熱錢大舉進入我國境內。10月以后，由于發達國家相繼開始采取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尤其是美聯儲在11月3日公布了第二輪定量寬松貨幣政策(QE2)，提出明年6月底前購買6000億美元美國長期國債。美聯儲的邏輯是，美國國債收益率下降的預期，會使很多投資進入到股市，進而通過刺激消費帶動就業，最終推動美國經濟復蘇。此舉還可拉動CPI，以避免出現上世紀90年代初的通縮現象，或者還能促進出口，減少外貿赤字。無疑，美聯儲動用貨幣政策工具是對其他國家尤其是對新興市場國家的一種侵害。因為，美聯儲“放水”之后，制造了大量熱錢，導致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資產“泡沫”；美元貶值、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競相貶值，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引發新興市場經濟體大幅度的輸入型通脹。
對此，我國又豈能幸免。去年以來，由于受信貸規模膨脹以及國際熱錢流入等眾多因素影響，我國貨幣“主動超發”和“被動超發”現象嚴重。從目前的趨勢看，廣義貨幣供應量與GDP之間的比例已在進一步加大。根據央行數據顯示，今年9月末，廣義貨幣M2已經達到了69.64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前三季度GDP達26.866萬億元計算，超發貨幣42.774萬億元，M2/GDP比率已達2.59倍。盡管貨幣供應量是個存量概念，而GDP是個流量概念，兩者不能直接相減，更不能用一個存量數去減今年前三個季度的流量數。不過，若將貨幣存量換做貨幣流量的話，由于加入了貨幣流通速度，這個指標恐怕會更大。所以，當前是央行加強流動性管理的時候了。
不過，目前央行的流動性管理政策工具，依然是傳統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發行央票、再回購等數量型工具和加息等價格型工具，外加信貸規模控制等行政手段等。實踐證明，隨著這些工具運用時間的不斷延長，市場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也在增強，如此一來，會使這些傳統的流動性管理政策工具的效用大打折扣。比如央行最常使用的存款準備金率，其效果主要用于調節和控制金融機構的信用創造能力和貸款規模，控制貨幣供應量。但其存在的局限性也顯而易見。比如央行難于確定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的時機和幅度，商業銀行難于迅速調整準備金數額以符合提高的法定限額，如果少量的超額準備金難以應付，會使商業銀行資金周轉不靈。此外由于滯后性，央行的政策當時并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很難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更多的是釋放一種放貸緊縮的信號從而影響公眾的未來預期。再比如央票。發行央票，能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平緩地讓金融機構的信貸增長和經濟增長達到預定目標。但央票只是臨時性的短期的政策調節工具，因為央行票據過一段時間就到期兌付了。央行總是在根據經濟環境以及通脹壓力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發行量。假如央票到期后經濟還沒有調整過來，那么央票還得發，甚至還有可能多發，以加大調控力度。一旦宏觀經濟走向正常，央票發行就會減少，直至停發。畢竟對央行來說，央票發行也是有成本的，央行不可能長期通過發行票據來解決問題。這也是央票的局限性。
那么，在當前的新形勢下，在有選擇地使用傳統的政策工具基礎上，央行已經有條件可以推出的流動性管理新政策工具有哪些呢？筆者以為至少有這么三種：
首先，適時推出央行貨幣掉期業務。央行貨幣掉期業務在本質上是一種公開市場業務，其目的是穩定外界對本國貨幣的升值預期和減輕因賭升值而帶來的外匯占款壓力，以保持國內貨幣和匯率政策的獨立和穩定。除此之外，也有利于增加回籠市場資金的渠道，改變目前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偏快的局面。2005年11月，我國央行曾經推出過貨幣掉期業務，一個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市場上減少了近480億人民幣的貨幣供應。建議眼下不妨繼續推進貨幣掉期操作并且將其制度化，或者采取通過發行央票和貨幣掉期兩種手段調節基礎貨幣。
其次，盡快實行無息準備金制度。這個制度類似于“托賓稅”，即為了減輕國際收支順差與流動性管理壓力，央行可對流入我國外匯交易市場的非貿易類外匯資金將其總額的30%作為為期一年的無息外幣強制性存款。這個政策工具管制的外國投資，應主要包括短期外債流入、非居民購買我國金融資產以及非居民在我國證券市場的投資等。
再次，要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監測，加強對沖的準備，嚴格控制外債規模，對部分資本項目下的流入結匯如外債結匯等應予以階段性限制。同時必須要不斷加強金融審慎監管，提高新舊流動性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