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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著來自美、英百般指責的巨大壓力，歐洲議會11月11日毅然以絕對高票通過了有關另類投資基金經理人監管指令（Directive
on 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簡稱
“AIFMD”），其中所謂的另類投資基金，包括了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房地產基金、商品基金，以及其他沒有歸于原歐盟可交易集合投資證券指令監管下的各類基金。
在具體監管舉措上，該法案保留了有關歐洲作為統一市場的觀點，要求所有非歐盟另類投資基金經理必須領取“執照”后，才能合法地在歐盟金融市場經營。該指令還提出了保護投資者的一系列新規定，包括對超過1億歐元的對沖基金和超過5億歐元的私募股權基金的注冊監管授權要求；提出了對沖基金最低啟動資本和維持資本的要求；并且限制AIFM的杠桿；所有的AIFM都需要在歐洲開設托管賬戶；需要指定獨立的估值機構。此外，指令還對基金賣空操作以及重大投資策略的信息披露等問題提出了更高要求。
這一系列新規定，對于對沖基金和部分私募基金無疑是一場生與死的嚴峻考驗，特別是關于領取“執照”和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從其監管的對象上來看，該指令將房地產基金以及其他以前未納入監管的各類基金也納入其中，對這些基金也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前所未有的沖擊。考慮到國際上大量的對沖基金都是以離岸公司面貌出現的，其相關稅務等問題都需要必要的協調，歐盟將給予這些基金經理三年“過渡期”。
從金融危機的起因來看，金融市場上某些被嚴重忽略的缺陷尤其是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的金融風險管理，以及在類似麥道夫案件中不完善的盡職調查和有效的資產監管等問題，也是加深整個金融危機影響的關鍵因素。經歷了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希臘等國主權債務危機的強烈沖擊后，普通大眾已變得厭惡風險，對復雜且靈活多變的金融創新工具、對沖基金以及金融衍生產品等逐漸產生了戒心，甚至視其為魔鬼撒旦。歐盟這一新的指令的出臺，無疑是給情緒低落的歐盟民眾一個強有力的鼓舞和法律護盾。歐盟因此堅信，該指令的通過將給歐洲乃至全球帶來一個更健全、更穩定和更安全的金融體系。
其實在7月頒布的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中，對私募基金和股權基金的監管也有相應調整，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歐盟新指令可視為美國《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歐洲改進版。只是AIFMD提出更早，卻通過得更晚。
民眾對于對沖基金的擔心和疑慮已不是一兩天了，隨著金融全球化的大力推進，他們逐步認清了以索羅斯旗下量子基金為典型代表的對沖基金的本質，認識到這些對沖基金早已失去了所謂風險規避“對沖”本意，而在扮演投機性最強、策略最靈活多變的“忽悠”角色，從亞洲金融危機到美國的麥道夫騙局，再到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始作俑者或者說幕后黑手，無不來自對沖基金市場上的投機性交易。如果只從投資者保護和提高金融市場穩定性的角度考慮，在經歷了全球金融海嘯沖擊過后的歐美金融市場，對于各類投資機構監管應更傾向于嚴格而不是放松，為何在歐盟提出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的監管指令草案，會遭到來自美國和英國的強烈反對？
無疑，指令要求所有的非歐盟投資基金必須領取“執照”才能在歐盟統一市場投資經營，使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大本營的美國和英國大為不滿，就此引發了關于指令是否應出臺的喋喋不休爭論，從而直接推遲了指令在歐盟議會正式通過的時間。英國雖然是歐盟成員國，但其步調與整個歐盟政治、經濟金融等事務一直不一致，這次，英國再次冒歐盟之大不韙與美國站在同一戰壕，齊聲開炮。事實上，歐洲80%的對沖基金和60%的私募股權基金都注冊在英國，對沖基金、資產管理行業而言，也一直被認為是由“盎格魯·撒克遜人”所控制的行業。英國認為，這次監管指令的出臺將會極大地削弱歐洲基金的國際競爭力，將會使得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經理在全球競爭中落于下風。英國粗略估算，執行該指令，至少將花費相關金融機構46億英鎊成本。他們舉了一個非常現實的例子，同樣在開曼群島注冊的基金，因為要領取“執照”，提高監管要求，導致由歐洲基金經理運作會比由美國基金經理運作的成本更高。大量的對沖基金可能因此就會選擇其他地區去募資和投資，這勢必將削弱和動搖倫敦作為歐洲對沖基金運營中心的地位。
美國在指令草案推出之初就表現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認為指令本身就是一種保護主義和歧視外國參與者的行為。美國財長蓋特納多次鄭重其事地以外交辭令向歐盟建議修改草案部分內容。實際上，美國作為全球對沖基金的另一個中心，規模龐大的歐洲市場是他們不愿意放棄的。同時，他們也更不愿意為了迎合監管要求而更多披露信息。因為這無疑會影響靠操作手法隱秘、策略多變而生存的對沖基金的正常運作。盡管美國剛頒布的金融監管法案已將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的監管放進監管新框架體系內，也要求達到一定規模的基金要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注冊，也提出了基金要披露其交易策略和投資組合，并規定了基金杠桿率、資本金最低要求等內容，但面對歐洲的監管指令，美國人又一次選擇了“雙重標準”來保護自身經濟利益。
歐盟在起草指令草案成文之時，就提出要遵循和貫徹G20峰會的最終精神，特別是G20峰會上一致認為對沖基金對金融危機的發生應當負有一定責任，因而需要加強對此類基金的監管。面對美國的無理指責，歐盟則強調，歐洲單一市場一定會向包括美國在內的非歐盟投資基金經理開放，只要他們能符合相關的透明度和安全性的監管標準。
這場越洋跨海的國際爭論，更多的都是基于自身國家經濟利益出發的，誰對與誰錯已遠沒有指令推出后的應對方案來得有實際價值。可是，對于所有歐盟和非歐盟的基金經理來說，面對著大西洋兩岸的這場監管方式激辯，現在唯一能問自己的只是——路在何方？
（作者曾斌系中國政法大學法與經濟學中心博士，吳錦宇系意大利摩德納大學產業與勞動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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