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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和研究均表明，信貸渠道是當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主渠道，對金融機構信貸投放加以調節和控制則是實現既定貨幣政策目標的必然途徑。
1998年以前，我國信貸規模調控采取行政干預方式，央行直接計劃控制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1998年之后，央行對商業銀行實行“計劃指導、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間接調控”的信貸資金管理體制。此后，央行每年僅對商業銀行的新增貸款提出一個指導性參考目標，商業銀行在符合資產負債比例九大指標的前提下貸款完全自主。
但從實際執行情況看，間接調控效果并不理想。2002年至2009年，除2004年和2005年金融機構實際新增貸款規模低于央行的年度新增貸款指導性目標外，其余年份金融機構貸款擴張速度均超出指導性目標約束。而2004年和2005年是因為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相繼完成股份制改造，股份制改造涉及不良資產清查、剝離、注資、公司治理結構建設以及機構和人員的調整，工作量龐大而繁雜，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當年的信貸投放。
當前，金融機構信貸規模擴張的動力，來源于內部激勵制度安排和外部龐大信貸需求之間的有效結合。從內部看，金融機構激勵制度安排與信貸規模擴張存在動態一致性。首先，清收化解不良貸款絕對額困難重重，而降低不良貸款率可通過做大分母得以實現，特別是在嚴格的金融監管考核下，金融機構信貸規模擴張與降低不良貸款率存在動態一致性。其次，信貸規模擴張與激勵考核存在動態一致性。當前金融機構經營管理層業績考核主要基于經營規模和市場份額兩個維度。由此，做大信貸規模，維持市場份額增長成為當前金融機構經營管理層的主要出發點。其三，信貸規模擴張與利潤增長存在動態一致性。目前，金融機構收入來源于信貸規模擴張的模式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由此做大信貸規模完成利潤高增長目標存在動態一致性。而經濟結構轉型催生龐大信貸需求，契合金融機構信貸規模擴張主觀意愿。
目前我國經濟正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變，城鎮化進程也在加快，兩者均需要龐大信貸資金驅動。此外，信貸資源配置扭曲加劇實體經濟對信貸資源的“饑渴”癥狀。在信貸資源配置上，大型企業始終處于優勢，中小型企業不僅融資困難，而且融資成本遠高于大型企業。由此造成實體經濟信貸資源配置嚴重失衡，對實體經濟運行和增長貢獻巨大的中小企業始終存在對信貸資源的“饑渴癥”。今年計劃新增信貸規模較2008年增長52.75%。從絕對數量看，應完全能滿足實體經濟的信貸需求，但從實體經濟反映出的信貸需求看，信貸供不應求甚至有所加劇。在民間融資活躍的地區，民間借貸利率甚至攀升至30%以上。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行政力量占據主導的經濟社會體制下，行政干預可有效遏制金融機構信貸規模擴張沖動。2008年，央行重啟信貸規模指導，以上年新增貸款規模為基礎，限定當前信貸額度。今年，監管當局以金融機構上年末貸款余額數，統一確定增長比例來限定金融機構當年貸款增速，并按照3：3：2：2來確定各季度新增規模。從實際執行效果看，有效遏制住金融機構信貸規模擴張沖動，改變以往“早投放、早受益”的投放節奏，各季度信貸投放更趨均衡。但行政干預容易加劇宏觀經濟運行的波動，進一步營造信貸資源稀缺的緊張氣氛。特別是，“一刀切”的行政干預方式，消除了各家金融機構在貸款風險管理上的差異，忽視地區間差異化的信貸需求，整體上降低了信貸資源的配置效率。
可見，調控信貸規模，始終存在貨幣當局與金融機構之間的“貓鼠”游戲，表外貸款的急劇擴張與“緊急叫停”，正是信貸規模調控“暗戰”的集中表現。所以，既要控制住金融機構的信貸規模，又不能對實體經濟的運行造成較大波動，是對貨幣當局的智慧的至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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