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產生強烈沖擊以前，不少人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和出口增長的勢頭都感到滿意，只有較少的人察覺到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存在問題并且越來越具有出口依賴性質。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由于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增長率持續下滑，在政府加大投資和擴張信貸的刺激下，2009年下半年起，經濟增長率終于止跌回升。這一過程使較多的人認識到，這種出口依賴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否則中國經濟難以走上穩定持續增長的道路。這可以說是2009年這一年中國從經濟波動中學到的最寶貴的經驗之一。
為什么中國經濟會成為出口依賴型的？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認識到，中國經濟在這以前已經成為高速度增長依賴型的經濟。中國經濟增長必須有高速度，這是受就業壓力越積越大的逼迫所致。換句話說，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有企業改革所引起的人員分流，以及農村多余勞動力一直不斷地流向城市，再加上城鎮每年新增勞動力需要就業，使得就業形勢始終是嚴峻的，于是經濟增長必須保持高速度。2008年的經濟波動表明，當該年11月起經濟增長率下降到略高于6%時，失業人數就驟然上升了，似乎中國經濟增長率只有達到9%～10%，甚至超過10%時，就業問題才稍稍緩解。為了社會穩定，看來高速增長是唯一的選擇。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包括若干大中城市的經濟，已被迫走在高速增長的道路上，非高速不可。經濟增長率下降到7%以下，就會出現社會不穩定等情況。
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無非要依賴投資、消費、出口。其中，對投資的依賴是一貫的。20世紀50年代起，投資就在經濟增長中起主要作用。尤其是政府投資的多少長時期內一直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至于消費，這些年來，直到現階段，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沒有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剩下的就是出口，近些年來正是出口在中國經濟中起著越來越顯著的作用，對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的貢獻越來越大，從而使中國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也越來越突出。能增加出口，并不是壞事，即使在今后，我們也仍然應該重視出口貿易，需要繼續開拓國際市場。但較大程度地依賴出口，卻不是好事，因為這容易導致我們受制于人、受制于其他國家的政策變動、受制于國際形勢的動蕩不定。更何況，在過去這段時間內，中國的出口產品中有相當多的產品全憑勞動力成本低廉，而企業盈利空間則是有限的。此外，還有一些出口產品是高耗能型的，它們在生產過程中消耗的是中國的能源，污染則留在中國，因此對中國來說是得不償失的。盡管這些產品的出口維持了一部分工人的就業和為國家掙得了外匯，但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方式。
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必須改變過去那種出口依賴型的經濟增長狀況。怎么改？一要靠自主創新，二要靠擴大內需。
2008~2009年的經驗清楚地告訴我們，自主創新是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之路。城市的繁榮或衰退，取決于自主創新的力度。不管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混合所有制企業，莫不如此。自主創新做出了成績，城市和企業不僅掌握了核心技術，而且創立了品牌，擁有了自主知識產權，國際市場也就打開了。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這樣的城市和企業所受的影響是較小的，它們有很大的機會在保持國際市場上原有份額的同時，還擴大市場份額，從而帶動經濟增長和就業。
內需的擴大同樣有助于早日擺脫出口依賴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在GDP不斷增長的基礎上，首先要讓在促進經濟增長中起重要作用的投資和消費二者并重，然后再讓消費所起的作用逐漸大于投資，這樣，GDP的增長就有堅實的基礎了。當然，出口這時仍然有必要占據一定的位置，但這已經截然不同于對出口依賴時的情況。擴大內需，主要是指擴大民間消費，而民間消費的擴大，一是以城鄉勞動收入比重占GDP的上升為基礎的，二是以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為基礎，這才符合經濟持續增長的規律。需要指出，這里所指的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主要是指農民從承包土地入股獲得的分紅、農民出租自有住房的收入以及農民經營商店和作坊的投資盈利等。那么，居民的消費會不會有一個“飽和點”呢？即國內消費品的需求在“飽和”之后會不會停滯不前呢？這取決于消費品設計的創新、制造工藝的創新和居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而且，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考慮到目前的生活質量水平和消費方式，即使有所謂的“飽和”，那也是許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靠自主創新和擴大內需而擺脫了出口依賴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之后，我們的對外貿易（包括出口和進口）就真正成為自主的對外貿易了。這里所說的自主的對外貿易，主要是指我們在對外貿易中掌握了主動權。有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權，我們不會不惜代價地增加出口，也不會在國內某些產品供應緊張時勒緊肚子“擠出”產品出口。同樣的道理，有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權，我們的對外貿易將不再受制于人，不怕其他國家采用貿易保護政策來限制我們，從而對外貿易得以建立在真正互利互惠的平臺上。換句話說，只要我們有自主創新的工藝、技術和產品，只要我們擁有廣闊的國內市場，國內民間需求旺盛，可以出口的出口，需要進口的進口，那有什么可以擔心的呢？
實際上，自主創新和擴大內需不僅有助于中國經濟擺脫對出口高度依賴的軌道，更重要的，這是促使中國經濟發展走上良性循環的運行軌道。通過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資源節約了，環境清潔了，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就可以實現了。而由于內需的擴大以及國內市場潛力的不斷挖掘，經濟增長不僅不再主要依靠投資，還會制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使就業壓力逐漸緩解，這樣，中國經濟就不一定非維持高增長率不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也就會維持在適度增長的水平上。
如上所述，我們當前面臨的挑戰主要是就業壓力增大的挑戰。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同樣受到這一挑戰的影響。這是因為，即使城市當局已經認識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他們會有所顧慮：如果要關閉一批污染重、耗能高、缺乏競爭力的企業，本地的財政收入不就減少了嗎？大批工人下崗，失業率不就上升了嗎？農民工失去了工作，如果他們不愿回鄉務農，有什么辦法安置他們？如果他們回鄉了，是不是有那么多土地可讓他們耕種？再說，即使關閉了一批應當被淘汰的企業，那么本地如何興建后續的、替代性的企業呢？資本從何而來？市場有沒有保障？技術水平能不能符合市場的要求？否則，就業壓力依然難以緩解。在這一大堆問題面前，城市當局陷入兩難境地，所以顧慮重重。
政府增加投資并且用來注入實體經濟的決策是正確的。政府投資于基礎設施的建設，有助于今后持續的經濟發展，也有助于改善民生，但這并不等于可以迅速緩解就業壓力。比如說，基礎設施建設規模擴大了，不可能為下崗或新增的婦女勞動力直接提供就業崗位，也不能讓那些已有一定技能的下崗工人安心地去基建工地干活。因此，城市當局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中，一定要采取如下的對策，即在有步驟地關閉那些污染重、耗能高、缺乏競爭力的企業的同時，以擴大融資和支持兼并重組的方式，讓一批有市場的民營企業迅速發展壯大，以增加就業和增加財政收入；支持和幫助那些能夠提供就業機會的社區、街道服務單位，讓他們增用勞動力（如環衛人員、維護治安人員和照顧老人、病人、孕婦、兒童的服務人員等）；對進入城市的農民，如果愿意自行創業的，可以給予貸款幫助，讓他們開店、開作坊；對于有就業愿望而又適合在某些行業工作的農民進行職業培訓，以便適應今后的工作崗位。此外，建議在市政府之下設置指導性的中小企業服務中心，為廣大中小企業服務。
在這里還應當著重指出城市支持、扶植微型企業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的重要意義。
以往，我們都習慣地按經營規模和資本金多少把企業分為大、中、小型企業。多年來的實踐證明，這種劃分仍比較簡單，當前尤其重要的是應當把小企業再一分為二，即分為小企業和微型企業。微型企業通常是指雇工人數和資本金都很少的企業。例如在重慶市，企業中的工作人員（包括投資者和雇工）不足20人、創業投資金額不到10萬元的，就稱為微型企業。
支持、扶植微型企業的意義在于：
第一，微型企業的建立，可以吸納許多人就業。要知道，就業是靠就業擴大的，一部分人就業了，就有了收入，他們支出了這些收入，就給更多的人提供了就業機會。
第二，微型企業是適應市場需求而出現的，它們提供社會所需要的商品和勞務，這樣，不僅可以增加國內生產總值，而且方便了群眾。
第三，對微型企業的扶植能大大調動民間創業的積極性，它們遍布于各行各業，使人們樂于創業，敢于創業，爭做創業者。這種創業熱情既反映人們對社會的信心增強，也反映他們對自己的才干和信心的肯定。一場群眾性的創業活動必將給國民經濟和社會和諧帶來不可估量的成效。
第四，微型企業中有一些是科技人員創辦的，具有高新科技的特點，它們在自主創新方面作出成績，會被風險投資者看中，投資介入，迅速成長，有的后來能成為大企業。
第五，微型企業還可以成為大中企業生產的配套合作者，這一方面有利于微型企業自身的存在和發展，另一方面對大中企業效率的提高也有積極作用。
因此，城市當局應當把支持、扶植本地微型企業作為政策重點，政府的支持扶植主要表現在財政、信貸、培訓和注冊登記四個方面：
財政方面：一是對微型企業的稅收實行減免；二是對微型企業的創業資本金不足者，根據條件，給予一定補助；三是對開業后一定時期內在自主創新或其他方面作出較大成績的給予獎金。
信貸方面：對于微型企業提出貸款要求而又缺少抵押品的，可以由擔保公司給予擔保；同時，對于符合條件的貸款給予利率優惠。
培訓方面：可以在城市內設立各類微型企業投資者培訓機構，減免他們應當繳納的培訓費用；對于微型企業的骨干人員，也可采取類似的辦法幫助他們接受培訓。
注冊登記方面：在微型企業投資者申請注冊登記和銀行開設賬戶方面給予方便，簡化登記開戶手續。
有了政府的支持和扶植，微型企業一定會在各個城市中有很快的發展。在這里還需要補充一點：一個沒有大量微型企業的城市，顯然是人氣不旺的；一個存在著大量微型企業的城市，居民的創業熱情高，就業狀況好，城市就有了生氣，有了活力，經濟上去了，社會也就比過去和諧了。
（本文為作者在上海世博會高峰論壇上發表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