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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媒體披露了幾條關于城市化問題的消息，其中關于“偽城市化”的說法最引人注意，而我則關注被披露的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的幾句話。他表示，未來10年里，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將加倍努力，盡快趕上發達國家的統計工作水平，而中國的努力目標之一是推進城鄉住戶調查一體化。我愿把馬局長的這番話，看做經濟研究者的一個福音。
經濟研究專家離不開官方統計數據，對中國城市化的判斷與預測尤其如此。錢再多的課題組，也不會比國家統計局掌握的數據充分；數據的可靠性也不會比它們的數據好多少，除非是一些小樣本的補充性調查數據。統計數據有了系統性偏差，或不夠準確，專家的話就可能是白扯。關于中國城市化水平的判斷與預測，就面臨這樣的窘境。
如果按照戶籍確定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前幾年專家還有數據做依據，現在難了。一些省份或城市已宣布取消農業戶籍和市民戶籍的差異，以致現在難以判斷全國究竟有多少戶籍農民。因為以一紙文件做個宣布容易，真要統一城鄉居民的各項權利很難，我們大致還可以用歷史數據推測出沒有享受市民權利的“農村居民”的數量。粗略估計，戶籍城市化率現在應該在32%上下。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城市化率數據約為46%。專家對這個數據有質疑。大略來說，在城市和建制鎮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被看做城市人口，于是有了這個數據。但住在城市的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大多沒有獲得平等的市民權利，而建制鎮居住的人口中還有大量務農的人口，他們被認為不是真正的市民，所以，就有了“偽城市化”的說法。
我在這里要提一個人們不大使用的城市化概念，叫做“產業城市化率”。大略說來，制造業、運輸業、礦業和其他服務業基本集中在城市，這些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可看做產業城市化率，現在是90%上下。有人懷疑，10%的農業增加值是54%左右的“農民”創造的，他們沒有住在城市，因此，90%不應該是城市化率的指數。
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充分。如果我們用勞動時間來做分析的依據，我粗略計算，10%的農業增加值，也就用了10%左右的國民工作日。在做這個計算時，我對農業生產的工作日的估計，比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要小，而對城市職工加班時間的估計要比他們長。特別是城市服務業的加班時間很長。
還有一個估計。我國農民的收入如果按工作日的工資單價算并不低，可以超過城市服務業的工資單價。例如，種植小麥的日工資單價可在80元左右，而北京市的加油站的工資單價大約在45元左右。農民的工作日總量占國民工作日的總量大約在20%左右，他們創造的農業增加值占全國總GDP的比重是10%左右，表明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如果由這個計算說明“實際就業的城市化率”是80%，也是比較高的。
當然，城市化率作為一個常用經濟概念，是用來反映人們居住的地域情況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統計局的概念最恰當。住在城市算城市居民，住在農村就算農村居民，不應考慮其他因素。但這個很“有道理”的意見，若用在發達國家基本沒有問題，用在我們國家的確有問題。
農村應該主要居住農業人口，但偏偏我們國家的農村住了大量脫離農業的“偽農民”，而在城市又住了很多“偽市民”。進一步說，我們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以農業為主的“真農民”，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居民戶脫離農業的“偽村莊”。前不久我去了南方某市，那里很多村莊基本沒有農業，而全市的農業增加值占全市GDP不到2%，但政府方面卻把近乎一半的人口看做農民！
我們的確有很麻煩的信息失真問題。我們天天講城鄉差別，天天講農民收入低，但卻不很清楚農村和城市的實際邊界，也不清楚農民和非農民的實際邊界。這種情形已經影響到國家政策的實施效率。
一些大的村莊應該按照新城市來建設，但卻把它們按新農村來建設；一些“假農民”應該納一些必要的稅，但卻享受了免稅待遇，并得到了支農政策的眷顧，而對真農民支持力度卻不得不減少。按一定口徑計算，我國每畝地平均得到“支農”幫助，甚至超過了某些發達國家的水平，但一些資金幫助實際上卻跑到了非農民的口袋里。我國“三農”投入總量，甚至超過了歐盟的支農水平，但真正的農戶得到的好處，卻不足歐盟農戶的零頭。
因此，46%的城市化率是大是小、是假是真，不是太要害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數字后面的結構性意義。今后的城鄉一體化政策要解決職業區分問題，讓脫離農業的居民變成真正的城里市民，把真正的農民變成“城外市民”；大家都是市民，只不過農民在城外工作。自然，實現這個目標不能一蹴而就，但政策調控的方向應該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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