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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經濟復蘇步伐的不一致，G20成員之間的分歧也日益擴大，金融危機期間培育出的凝聚力正在被蠶食，一切似乎都像媒體評論的那樣：G20只能共患難、難以共富貴。隨著形勢的變化，G20關注的議題亦發生了諸多變化。
眾所周知，一直以來匯率問題都是G20的一個重要但又棘手的議題，在以往，其針對的首要指責對象，正是人民幣。盡管在今年4月份的時候，忙于盡快走出危機的美國和急于重塑信心的歐洲之間的分歧奪走了不少關注度，但歐美之間盡管存在分歧，最終仍能夠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找到共同點。彼時，美歐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在敦促中國擴大進口和市場開放方面，也將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齊心協力——讓中國不得不面對更多的貿易爭端以及對匯率無休無止的爭論。
雖然中國在多倫多峰會前重啟匯率改革，隨后人民幣重新走上升值道路，但在之后的多個重要國際場合上，例如今年10月初的布魯塞爾亞歐峰會、10月末的全球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IMF及世界銀行的年會等等，人民幣依舊是眾矢之的，遭遇了“群毆”——除了以往常常施壓人民幣的歐美等老牌經濟強國外，巴西、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也紛紛加入討伐人民幣的行列。
但是，這一切隨著11月3日美聯儲開啟二次量化寬松政策而出現轉折。于是，美國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美國，昔日維護秩序的警察似乎一下子變成了世界經濟復蘇的破壞者。美元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美元，昔日的“綠色黃金”已經變異成人見人躲的“催命符”。聯儲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聯儲，昔日備受尊崇的“全球央行”也已被視作“水漫金山”的罪魁禍首。
毋庸置疑，隨著QE2的開啟，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正面臨嚴峻的考驗。本應作為全球經濟秩序的倡導者和維護者的美國，一方面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要求G20成員國對經常賬戶盈余加以限制，一方面卻為了刺激本國經濟再度大肆印鈔票、人為地推低美元匯價，無疑是極不負責任的表現。更值得警惕的是，美聯儲對于QE2能否重振美國經濟并沒有必勝的把握，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巨量投放貨幣無異于一場豪賭，而這種豪賭，押上的正是全球經濟的復蘇前景。
參考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的效果，可以認為，新增的流動性不會迅速進入實體經濟，而是流入金融機構和海外，催生新的資產泡沫，而且有可能為未來美國和全球的通脹失控埋下伏筆。從目前的情形來看，美國的“弱美元”策略已在全球形成連鎖反應，近期一些新興經濟體國家貨幣出現集體性大幅升值，引起這些國家政府和貨幣當局的極大擔憂，因為這已影響到了這些國家的出口甚至是整體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對那些強烈依賴出口的國家來說，美元不斷貶值帶來的經濟上的痛苦，已經讓人難以承受。
隨著中期選舉的結束和QE2的出臺，美國挾全球壓迫人民幣升值的努力已經式微。雖然美國對人民幣的施壓將會繼續，但是在國際層面已經不再具有看點。美國不得人心的舉動，促使當前國際間的主要矛盾轉變為QE2引發的流動性泛濫對于其他國家的沖擊——這使得制衡美元濫發將替代力壓人民幣升值，成為G20峰會的重要議題。
因此，包括歐盟、中國、俄羅斯以及各新興市場國家，都開始對美國的巨額量化寬松政策提出質疑。畢竟，如果不能制衡美元的濫發，全球貨幣和匯率體系還將陷入“無序貶值”的動蕩之中，并有可能造成全世界范圍的新的貨幣戰爭和貿易戰爭，全球經濟很難走出動蕩和失衡的危局。
為了共同對抗美國的獨斷專行，中國可以說成了“香餑餑”，在G20峰會前夕，德、法、英等國都希望能和中國溝通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在G20峰會上的立場，為“群毆”美元拉幫結派。對此，香港文匯報近日曾發表評論，認為美國與其他G20成員國就經常賬戶盈余和赤字設限及聯儲局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等議題鬧僵，將會導致峰會充滿火藥味，更似是一次發達與新興國家團結起來反擊美國的“G19+1”會議。
當然，即使在G20峰會上出現“群毆”美元的情況，也不意味著人民幣升值壓力會有所減緩。而且，如果僅憑目前各國“群毆”美元，就斷言“美元已經衰落”，難免顯得為時過早。但是這起碼說明美元的國際地位和威信，已經出現裂痕。這將加劇全球貨幣狀況的扭曲，加快“牙買加體系”的崩潰和國際貨幣秩序的重建。畢竟，不論是實行雙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還是實行浮動匯率制的“牙買加體系”，本質都是依靠單一貨幣充當國際經濟體系的穩定器。現在，美元的日漸衰落，使得單一貨幣充當公共物品的時代正走向盡頭，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將由各大貨幣共同支撐。對此，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亦認為，應該建立一個新體系，其中需要包括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以及改革后（市場化）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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