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金融危機再次告訴我們，現行國際評級體系不但掩蓋，而且在加劇、甚至制造著全球性的信用風險。盡管今年來國際信用評級業經歷了一系列改革，但仍未改變以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為主導的國際評級體系。當前，構建新型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和走出危機的當務之急。同時，這也是今日召開的G20韓國首爾峰會需要考量的難題。
“9·11”事件后，美國針對安然舞弊案件發起了公司治理的旋風，并制定了嚴格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但在次貸危機后，盡管面對全球的質疑，美國對三大評級公司的治理始終是風聲大雨點小。美國次債危機與歐洲主債危機表明，評級治理已客觀地成為全球治理的新挑戰與新契機。作為新興發展中國家，不能在評級治理中被動等候而應主動參與整個治理工程，尤其應通過治理創新，改變不合理的評級體系，構建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評級市場。
次貸危機實際上是“信用危機+信用衍生品危機+信用評級危機”共同作用的一場全球危機。目前人們對前兩個危機的認知比較充分，惟獨對“信用評級危機”卻是輿論質疑多，實質治理少，尤其對真正的隱患部位根治不到位。根據歷次金融危機經驗，隨著經濟緩慢復蘇，評級改革的力度極易逐步淡化，從而為引發新一輪的風險埋下隱患。評級危機已成為全球金融安全的隱性根源之一。
國際具有影響力的三家評級機構分別是標準普爾、惠譽國際和穆迪公司，三家公司形成隱性危機的發力點各有側重，標普側重于企業評級，穆迪側重于機構融資方面，而惠譽則更側重于金融機構的評級。
現有評級機構造成全球隱患的領域主要有兩類。
評級行為：“一個標準、兩種操作”
具有影響力的評級機構在給人一種公正感覺的操作下，也會采取“一個標準、兩種操作”的行動方式。在給希臘迅速下調評級的同時，其對主要經濟體的信用評級采用的是“說而不做”的態度，尤其在最終決斷的時候采取回避的態度。同樣在2009年底，穆迪對未來數年內全球17個享受3A主權評級的國家均面臨財政危機，只是警告說：其中英美等國的“財務危機”將持續數年，而且美國3A信用評級可能于2013年下調。但2010年3月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都一語道出了真相：美國的AAA信用評級絕對不可能會遭到下調。這顯現了美國在實際評級中雙重標準的霸道主義。
評級支點：已松動難根治
在這次百年金融海嘯中，信用評級機構也是幾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公眾對其信心也受到很大的動搖。
在美國幾次的金融監管方案中，都承認這是美國金融監管的疏漏點，并表示將加強監管，但很難看到未來對評級機構監管的大變動，盡管10月28日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IC）公布放棄在規則中參考信用評級，實際上新監管法中的種種動作還只是限于“管理”而非“治理”。
在2010年7月21日，奧巴馬正式簽署的最新的金融監管改革法即《多德－弗蘭克法案》中，采取了一系列監管措施，包括信用評級機構在SEC中成立專門機構的監管辦公室，每年提供監管報告；鼓勵投資者建立內部信用評級標準，降低監管方和投資者對評級公司的依賴；對長時間評級質量低劣的機構，SEC享有摘牌的權利等。這些看起來動作很大的措施，實際上加強了美國政府對信用評級公司的管控，也是國際金融競爭力中核心競爭力的新角逐。而且在實施細則與實施過程中究竟將如何，仍需拭目以待。
金融危機與全球復蘇使我們對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有了重新認識，金融主動權已經從“顯三權”（話語權、投票權、定價權）發展到“強三權”（制規權、立法權、評級權）的博弈。以前新興經濟體主要關注和爭取的是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國際組織的投票權、國際貿易的定價權。現在發達經濟體主要關注和掌控的是國際規則制定權、國際法規法則的訂立權、國際經濟體的信用評級權。掌握了強三權就牢牢把握了主動權，例如定價權可以被評級權所左右。
同時，人們對全球復蘇也進入到了一個再認識的階段，目前大家關注的復蘇是脆弱的復蘇，但未來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的保護主義將呈現長期化、多樣化、復雜化的趨勢。所以，例如評級市場的現象將是未來值得關注的。我們注意到，2010年9月22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拒絕了大公國際資信成為全國認可的統計評級機構（NRSRO）的申請，這是美國自2007年申請程序的規定生效以來第一家被拒絕的公司。可見，新興經濟體不僅要關注主權財富的增長與國際金融組織中投票權的提升，更應關注國際金融體系的立身之本——信用評級的治理。
現在，“評級治理”已經到了非實施手術不可的關鍵時期。不久前，有關匯率之爭的高潮在G20財長會上雖已消停，但并不等于金融秩序已風平浪靜了。尤其是評級市場，只有通過將評級治理作為全球治理的專項計劃才能奏效。目前國際社會的評級監管僅是一般意義上的范疇，比如標準、技術與評價等方面；而評級治理才是根本性的，體現在機制、法則和公平等方面。
評級治理是全球治理中非常特殊的范疇部分，它需要全球的一致行動才能收效。筆者建議全球應在G20框架下，關注與實施評級治理工程的十個環節。
計劃：首先，評級治理應作為全球治理的獨立部分并列出來，形成專門體系。
目標：多元、獨立、真實、公平。目前國際上的評級體系與機構基本被美歐經濟體所壟斷，未來多元化的評級體系應該包括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不同區域、不同國家的評級機構與體系，這樣才能更有效地達到評級的客觀性、獨立性、真實性，也才能達到更加公平的效果。
架構：應在G20框架下,形成“金融監管+行業準則+法律規則+全球契約”的架構模式和國際標準。
策略：評級治理的發展應該采取“三極均衡化”發展的策略，即國際級評級、區域級評級（如中、日、韓）、國家級評級三位一體。
組織：成立全球評級機構協會和區域級的評級機構協會，作為行業自律組織，每年發布世界評級機構白皮書。
披露：每年各評級機構應披露公司業務相關信息。G20應設專門機構，協調各國統一監管。
監管：世界主要國際金融中心應頒布詳細的評級準則和監管條例，接受G20專門委員會的管理。
法律：制定一種全面的、專業的、嚴格的全球評級機構法案，由G20授權下屬機構提交方案并征求各國意見，再正式通過。這類似銀行業的“巴塞爾協議”，可以更有效地保障評級機構的科學與公正。
倫理：建立全球評級職業倫理準則，納入聯合國全球契約工作計劃。同時建立評級機構與個人信用體系，一旦有人或機構進行了違規操作，將被信用評級界除名或10年內不能從事信用評級的工作。
認證：建立全球評級認證與資質體系，每年全球統一考試認證，并由G20專門委員會指導，這有利于快速培養高品質的專業評級人才。
2008年至2009年全球經濟呈現風雨同舟的局面正在被2010年的各種保護主義行為所掩蓋，但筆者相信新金融體系必將隨著金融創新破土而出，評級治理的心病必將被治理痊愈。國際金融中心需要新型國際信用評級體系，而中國在推進自身信用評級體系發展的過程中，應結合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國家戰略進行突破和推進。
筆者認為，上海應為構建中國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奏出“三部曲”：
第一部唱響曲（2010年－2013年）：在上海傾力扶植2-3家中國本土的信用評級公司，上海具有要素市場齊全、國際中心發展程度高、信用信息數據較為完備等得天獨厚的優勢，應充分發揮這一優勢。同時，利用滬港金融合作機制，形成中國的國際信用評級體系。
第二部協奏曲（2013年－2015年）：聯合亞洲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和信用評級機構，著重建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多層次、多功能信用評級數據庫，打造以全球性宏觀經濟統計資訊數據、全球性金融貿易交易行情數據、各行業產品違約風險分析數據等為基礎，以專業數據庫和特色服務數據庫為重點的信用信息數據平臺。
第三部交響曲（2015年－2020年）：在市場化的數據資源開發機制的基礎上，建立協作與自主相結合的全方位信用信息資源開發管理體系，與中國在2020年實現與國家經濟實力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戰略地位相匹配，以開放的姿態形成全球新型的國際信用評級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