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困難時期，通過貨幣貶值轉嫁國內經濟困難的這一幕，在歷史上總是一再上演。
在一次大戰后，歐美主要國家的貨幣均恢復了金本位，但當時英鎊兌黃金的匯價定得較高，而法郎兌黃金匯價嚴重低估，致使英國經濟的競爭力受損，貿易赤字嚴重，大量黃金流向法國。
在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后，英國、美國在1929~1930年經濟出現了巨大苦難，但匯價低估的法國經濟在1929~1930年則相對穩定，巴黎游人如梭，商店生意興隆。當時，德國失業人口450萬，英國失業人口200萬，美國失業人口則更多，而法國只有19萬。法國人當時自豪地將此經濟成果看作法蘭西文明的成就，其實法國人只是享受了貨幣低估帶來的好處。
迫于經濟壓力，1931年9月20日英國宣布放棄金本位，英鎊急劇貶值，隨后又先后有25個國家脫離金本位。脫離金本位后，盡管世界其他地方還普遍存在通縮，但由于英鎊貶值，英國很快結束了通縮，第二年物價就上升了2%。
英國脫離金本位、英鎊貶值，挽救了英國經濟于崩潰，但打擊了堅持金本位的法國、美國等國家的經濟，并使以英鎊作為儲備的國家如法國、瑞典、荷蘭、比利時等遭受了十分慘重的損失。法國央行損失了1.25億英鎊，荷蘭銀行幾乎損失了所有資本。由于擔心這些堅守金本位的國家效仿英國，在歐洲大陸和美國有大量貨幣被兌換成黃金加以儲藏，致使銀行被擠兌、流動性收縮、黃金外流，這迫使美聯儲不得不在1931年10月加息，把利率從1.5%加至3.5%，這大大加劇了當時的通縮。
所以1933年1月羅斯福總統上任后，直白地說，“我們被英國人耍了，現在我們應該做的比英國放棄金本位更極端，英國債務人還債比美國債務人輕松一半”。在此判斷下，1933年4月18日，羅斯福宣布放棄金本位，美元貶值，到該年年底英鎊兌黃金共計貶值30%，美元則共貶值40%。
美元貶值，使美國經濟重新獲得了活力，當年價格回升10%，物價上漲后利息支出負擔及資金實際成本下降，企業愿意借貸并投資，消費者愿意消費。而美元則在經濟恢復后自然反轉，使羅斯福執政的第一任期GDP擴張40%。可見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中誰先脫離金本位、誰的貨幣先貶值、誰的貨幣貶值大，誰就先得益，經濟就先走出通縮、率先復蘇。
中國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流通白銀貨幣，而中國的主要貿易國家實行的是金本位，1929年經濟危機后全球白銀價格急跌，相當于白銀貨幣相對于金本位匯率的貶值，這使中國出口取得了競爭優勢。1930年-1931年，當西方國家正在經歷巨大通縮壓力時，中國不僅沒有通縮，還有溫和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
但1931年9月20日英國等國家相繼脫離金本位后，中國的白銀貨幣盡管對美元還在貶值，但相對于英鎊等貨幣大幅升值，這使中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惡化，國內價格下跌，經常賬戶赤字擴大，經濟出現衰退。
1933年4月美國也脫離金本位，中國的白銀貨幣相對于美元、英鎊等主要貨幣全面升值。同時美國1933年的白銀收購計劃使國際市場白銀價格在1933年幾乎翻了兩倍。白銀價格大幅上漲、匯價大幅升值，白銀兌美元從1932年末的1銀元兌19美分到1935年4月的1銀元兌41美分，引發了中國的嚴重通縮，極大地危害了當時的中國經濟。迫使中國在1935年11月3日進行全面貨幣改革，全面使用法幣，不再使用白銀貨幣。
從三十年代的歐洲和中國的經驗教訓可以看出，貨幣貶值是調整全球經濟不平衡的一種手段。面對全球性貨幣貶值風潮，哪一國的貨幣堅挺或大幅升值，該國就將承擔強大的國際收支壓力和通縮壓力，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要為貨幣大幅貶值的貿易伙伴國家埋單。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盡管沒有造成類似上世紀三十年代般的大蕭條，但也造成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大衰退。為應對這次大衰退，西方各國先后采取了包括貨幣貶值在內的各種刺激措施。在應對這輪危機中，率先實行貨幣貶值的仍是英國，美國隨后。
第一輪的刺激措施把西方經濟拖出了通縮和衰退的泥潭。但自2010年二季度以來，西方經濟復蘇再次失去了動力，通縮風險再次顯現，一方面經濟增長后繼無力，另一方面失業率居高不下。特別是2010年11月美國國會進行國會中期選舉，經濟問題成為美國最現實、最迫切的政治議題。在財政刺激手段有限、傳統貨幣政策已走到盡頭的情況下，只得再次動用非傳統貨幣政策，實行第二輪量化寬松，通過印鈔、買國債，壓低長期利率，對內刺激投資、消費，對外推動貨幣貶值，以通脹防通縮。
根據經濟學家分析，若額外購買5000億美元國債，相當于減息0.5%~0.75%。若聯儲額外購買20000億美元國債，美國2011年GDP增長0.3%、2014年增長0.4%。這一政策取向已導致美元最近大幅貶值，推動了以美元計價的風險型資產價格的上漲，并引發了大量資金流向利率較高、經濟增長較快的新興市場，使新興市場貨幣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引起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嚴重緊張，“貨幣戰爭”似乎一觸即發。好像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全球貨幣混亂及競爭性貶值情況又回來了。
其實，“貨幣戰爭”就像核戰一樣，既能傷害別人，也會傷害自己，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誰也承擔不了這個后果。當然，目前要通過在各國間達成貨幣協議來調整全球不平衡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在近代金融史上唯一的貨幣協議就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
目前來看，量化寬松這一政策的真正風險在于，在這種非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上，美聯儲也無經驗，在分寸的把握上面臨很大的考驗。
如果進入11月份美聯儲量化寬松的操作力度不如預期，則有可能導致美元反轉。在當前利差交易規模巨大的市場環境下，美元反轉會引發新一輪美元計價的風險型資產價格較大幅度下跌，強化通縮風險，使貨幣政策效果達不到預期目的，實現不了美聯儲實現充分就業與物價穩定的雙重目標。
但如果美聯儲量化寬松的操作規模和進度大于市場預期，則有可能推動美元持續貶值，引發大宗商品和新興市場資產價格泡沫，并誘發美國國內中長期的惡性通脹。
由于目前全球沽空美元的力量似乎是一邊倒，短期內第一種風險在累積，中長期第二種風險更大。
但無論何種情況出現，都會造成市場的不穩，增加全球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貨幣正在成為左右全球金融市場的主導因素。
目前復雜的國際金融形勢使中國的宏觀政策面臨兩難選擇。
一方面，由于中國國際收支盈余不斷增加同時已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溫和通脹，在正常金融環境下，中國有必要適當加息并使人民幣適度升值。但在目前外部不確定性很大、美元短期利率接近零、長期利率在量化寬松政策下還在下降的情況下，人民幣大幅升值并加息將導致資金大量流入，增加貨幣調控的難度，削弱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的歷史教訓十分深刻。因此在目前全球經濟金融環境下，人民幣過快、過大升值和加息都非上策。
但另一方面，目前通脹明顯，負利率已持續較長時間，資金定價發生錯誤，將導致資源錯誤配置，引發國內資產泡沫，造成宏觀經濟不穩。
結合歷史經驗、全球貨幣體系的現狀和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匯率政策應堅持自主、漸進、可控原則，應根據市場狀況、宏觀調控需要及國家整體戰略來把握人民幣短期升值的節奏和幅度，不必完全隨市場短期壓力起舞。實際上，美元走勢一旦反轉，美國國會中期選舉結束，貨幣問題政治化的短期壓力就可能會有所緩解。
但著眼長遠，我們應通過調整經濟結構、增加進口、削減出口退稅、加強外匯管理等手段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特別是對美貿易的平衡，減少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以減輕人民幣過快升值的外部壓力和儲備貨幣貶值帶來的風險。同時可適當擴大存、貸款利率的浮動區間，逐步消除負利率狀況，避免資源配置的錯誤，確保宏觀經濟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