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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個人境外購買iPad入境時需繳進口稅1000元，引發關注和爭議。商務部已發送咨詢函給海關總署，該部相關人士稱，繳稅是每個公民的義務，打擊走私也是海關應盡的職責，但對個人自用物品征稅的原則應當適度寬松，不能有懲罰性。（《新京報》11月9日）
iPad入境要繳納高額稅款，此事已經引發民意的強烈反彈。皇糧國稅，納稅的道理大家都懂，只是，法律也好、規定也罷，公共政策總是要講道理的：一者，既然征稅，而且主要目的是打擊走私、防止水貨泛濫，那么，為什么對個人自用不能區別對待，非要“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二者，即便拋開iPad是否屬于電腦的問題不說，香港購買的iPad才3000多元，但是在確定稅基的時候，幾步之遙的海關為什么就提價到了5000元？三者，這個20%的稅率也實在高得可疑，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中明確規定，個人攜帶或者郵寄進境自用物品的增值稅連同關稅一并計征，目前我國增值稅稅率最高為17%，而計算機現在的關稅是零，也沒有消費稅——那么，即便按照最高稅率，iPad的進口稅率也只能是17%，20%的稅率明顯過高。
3000多元的電子產品，被以5000元的價格計稅且稅率高達20%——政策之心，不言而喻。收稅當然有收稅的道理，但問題是，既然要鼓勵大家出國（境）轉轉，WTO也是以削減關稅為主要義務，為何在個人自帶電子產品上如此嚴苛？
有人說，這是為了保護民族產業，水貨泛濫，最后還是大家遭殃。這話當然不錯，問題是，如果區別對待，對個人自用網開一面，縱使給水貨搭了點便車，也不會影響職能部門打擊走私的效能，何苦一刀切地讓公民也為打擊走私背上高昂的成本？就在那些動輒采取關貿保護的西方國家，除明確規定禁止入境物品外，均未區別對待貨物和個人行郵物品，而且與商業進口相比，個人行郵物品通常可享受更簡便、快捷的程序，從低征稅，不設限額。從國際慣例來看，有幾個基本的原則是篤定的，即寬松管理，適當征稅，免稅額高（高達1000美元甚至2000美元），稅率很低，于是稅額就很小，不會給消費者帶來過重負擔。
這是一道選擇題：打擊走私，寬容對待個人自用，當然也就寬容了部分搭便車的行為；或者打擊走私，一刀切到底，順帶著綁架公民權利與自由貿易。按理說，孰輕孰重一目了然，遺憾的是，我們義正詞嚴地選擇了后者。這樣的思路并不鮮見，因為我們的公共政策對搭便車行為，從來就缺少應有的包容心。
譬如要對乞丐施舍了，它會說，這里有假乞丐、有職業乞丐，寧可餓死他們，也不能讓虛假乞討得逞；譬如對保障房，“N連號”等弊案迭出，于是政策會想“取消拉倒”，或者虛與委蛇，省得開寶馬的住了經適房……公共政策非此即彼、愛憎分明有時并不是一件好事，結果往往是容易走極端，很難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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