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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當下中國發展的主題。據統計，中國目前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數量約為6億，但僅占全國人口的45%，而美國的城市人口比例超過了80%，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城市化還有可能大大擴張。城市化的好處自是不言而喻：無數的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城市化會有益于經濟發展。
不過在中國，一個城市的發展并不是城市自主決定的，而是嚴格受到上一級政府的控制。這個控制表現為兩方面：一是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一個城市需要多少土地由上一級政府決定；二是城市規劃限制。如果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控制城市的量，那么城市規劃就是限制了城市的“質”：決定了這個城市該發展成什么樣子。
當土地建設用地指標受到總量控制而與城市發展不相適應時，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盤活存量資產。這個盤活存量的運動在城市中表現為舊城改造，而在農村中就是“增減掛鉤”。舊城改造，可能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現象——雖然各國在廣度和深度上與中國有著不小的差距，但農村中的“增減掛鉤”，則是專屬于中國的制度創新。
按照國土資源部于2008年頒布《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管理辦法》，所謂的“增減掛鉤”通俗地講就是，將農村建設用地與城鎮建設用地直接掛鉤，若農村整理復墾建設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鎮可對應增加相應面積建設用地。那么農村中的新增耕地如何獲得？很簡單，就是推倒農民宅基地上的房屋將其平整為耕地。
國土資源部之所以出臺增減掛鉤制度，有其深厚的制度背景。由于18億畝耕地紅線的存在，建設用地指標逐漸稀缺，已經成為制約各地經濟發展的瓶頸。同時，由于城市舊城改造的成本極高，極高的地租無法容納大型工業企業，因此擴大城市面積，向農村要更多的土地已經是迫在眉睫。
從各地的實踐來看，通過“增減掛鉤”，地方獲得了急需的土地資源，中央也保住了18億畝耕地紅線，真可謂是一場雙贏的制度創新。但是，對于各地的農民來說，他們能夠從中獲得什么樣的好處呢？
雖然國土資源部在《管理辦法》中規定了“掛鉤試點工作應以保護耕地、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為出發點，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統籌城鄉發展為目標”，同時要遵循“維護集體和農戶土地合法權益”的原則。但是從《新京報》等媒體的報道來看，這些目標和原則在各地的實踐過程中，往往成為一紙空文：有些地方，政府在拿走農民宅基地利益的同時，甚至還要求農民交錢住樓房。換而言之，有些地方政府在這個“增減掛鉤”的過程中獲得了兩筆收入：一方面可以將新增加的建設土地以出讓的方式獲得土地出讓金；另一方面，還可以對被迫上樓的農民再收一次房錢。對政府而言，這真是一筆一本萬利的生意，不過對于長期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來說，他們就沒有那么好運了：絕大多數的農民因為生產技能的原因無法在這個被動城市化的過程中獲得更高的收益，但是卻必須忍受生活成本的增加和從事農業生活的不便。
可能很多人會將矛頭對準地方政府，認為是這些“歪嘴和尚”將這個本來是可以節約用地的“好經”給念歪了。但是問題并不那么簡單。地方政府之所以那么有恃無恐，能夠輕而易舉地將農民的宅基地變為耕地，更多地是源于中國土地制度的漏洞。
這是因為在現有的土地制度下，政府將集體所有的宅基地變為國有的建設用地時需要給農民以補償，但是法律上并沒有明確將宅基地變為農地時的補償方式。這個漏洞的存在讓地方政府有了可乘之機，他們以“節約耕地”的名義將宅基地變為農地，然后以“城鄉一體化”的借口將農民趕入城市。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既不需要向上級政府變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同時還省下來一大筆征收補償費的支出。
城市化應該是農民和市民都受益的雙贏，但是很可惜，在補償存在法律漏洞的前提下，“增減掛鉤”成了不少農民利益受損的運動。這樣的運動應該立馬叫停，不僅僅因為這個過程并不公平；更為重要的是，城市化應該是人自由選擇的結果，而不是一個簡單的被動的“跑馬”圈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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