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一些地方發生暴力拆遷事件，甚至出現了流血事件。如何解決拆遷事件反映出來的問題，不僅關系到公民財產權益的保護，同時也關系到社會穩定。
近日，記者在河南、安徽、黑龍江等地采訪，各地群眾普遍希望以新的拆遷法律法規規范征地與拆遷行為。
１０月２５日早晨，年過六旬的合肥市民趙良芝正在家門口洗衣服，被幾個年輕小伙強行拖上一輛汽車。
“我害怕，就在車上哭，可他們根本不理睬我，一路走一路罵我。”趙良芝說，這伙人拉著她駕車轉悠許久后，到城外把她丟了下來。身無分文的她，向路人求助才得以回家，而家里已是面目全非：通往自家四樓的樓梯全被毀掉，窗戶玻璃被打爛，家成了“空中樓閣”。
記者在現場看到，趙良芝家所在的６層居民樓，樓西邊已被拆去一半，剩下的２個單元，只有趙女士的房間窗臺還有物件，而樓梯已被完全毀壞。
類似事件并非個案。河南省鄭州市二七區幾位居民在齊禮閻村城中村改造項目實施時，也被人“綁架”拋到野外，回到家時房屋已經被毀。
“這樣的行為，顯然沒有將百姓的合法權益放在眼里。”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李小群認為，現行拆遷法規存在一些漏洞，而新的拆遷法律法規又沒有出臺，加上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等情況的存在，以致一些地方在征地和拆遷過程中，侵害普通群眾合法權益的事情時有發生。
“當務之急是制定新的征地、拆遷法律法規。”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認為，應通過系統的規定，進一步明確公共利益的具體范圍，確保“先補償后拆遷”的原則落到實處；只有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各方利益訴求才能有序、充分博弈，尤其是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才能得到保障。
記者調查發現，補償標準的高低，是引發拆遷矛盾的一個主要因素。能否讓群眾分享城市化及土地升值所帶來的溢價收益，以及合理提高征地和拆遷的補償標準，是拆遷立法和實踐中應該予以關注的一個問題。
今年７月３０日，黑龍江省綏棱縣綏棱鎮的潘立國為阻止對自家的強拆而自焚，被二度燒傷。三個月過去了，他的自焚不僅沒有阻止強拆，他的房屋在他自焚一周后被拆除，而且開發商至今也沒有給他拆遷補償款，甚至沒有達成拆遷補償協議。
潘立國說，他的房屋建筑面積是１４６．９平方米，二樓為居住房和商店，一樓被改造為冷凍室，改造花費為１４萬元。
綏棱縣政府提出兩套方案供潘立國選擇：一是產權調換，但所調換的房屋面積僅為１３５平方米，另外對冷凍室多補償４萬元；二是貨幣補償，按每平方米８００元計算，共計１１萬余元，另外再補４萬元。
潘立國認為，對面門市房價已經達每平方米３０００元，政府對他的房屋卻按每平方米８００元進行補償。他拒不接受，于是遭到強拆。
記者采訪發現，不少群眾反映拆遷補償偏低。趙良芝家所在樓拆遷的補償政策是“拆一還一”，她家只有９０多平方米，但開發商提供給拆遷戶的房子是１２５平方米套型。按照規定，他們只能獲得９０多平方米的免費面積，剩余在１２５平方米范圍內的要按照每平方米２２００元左右申購，再超出的部分就要按市價購買。
“我家的房子本來２００２年才裝修好，現在又要拆掉，隨隨便便就要花費５萬多元，再加上建成后再裝修，又是一筆不小的開銷。我們工薪階層，哪經得起這樣折騰？”趙良芝說。
一位拆遷戶告訴記者，合肥有個房地產改造項目，按每平方米１８００元補償老百姓，可開發商開盤后一轉手每平方米就是５８００元。“中間這么一大塊差價怎么解釋？這塊增值的收入為何百姓享受不到呢？”
姜明安建議，新的拆遷法律法規，首先應明確按市價補償的原則，由雙方共同選定第三方評估機構評估；另外，還應按“房價＋地價”的方案補償，現在各地補償只講房價、不講地價是不合理的。
記者調查發現，強拆事件發生與拆遷方信息不公開、操作不透明，以及民意訴求渠道不暢有很大的關系。
趙良芝的女婿完顏東磊說，在拆之前只發個通知，并告知補償安置協議，隨后不久就采取停電停水方式，強行逼迫居民簽字搬走。對于他們這些不簽不搬的，還半夜三更砸門放爆竹進行恐嚇。這種方式讓人無法接受。
在引發自焚事件的綏棱縣棚戶區改造項目中，部分居民反映，不僅他們沒有參加過有關拆遷的聽證會，也沒有人來評估房屋價格，接到消息時，已決定拆遷改造，補償價格被定為每平方米８００多元，不容商量。
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劍提出，開發商從事項目開發，一般需要拿到“五證”，可是誰也搞不清開發商的“五證”是怎么拿到的，取得“五證”的過程應該更加公開、透明。
蔡定劍認為，新的拆遷法律法規，應該將聽證程序法律化，讓公眾了解拆遷地段是搞公共項目，還是搞商業項目；涉及拆遷的補償標準，一定要讓利益相關者參與其中，公開透明地運作。